说说老南开的“土”

胡崇玄

　　一

从民国开始，就有人说南开“土气”,谣曰：“北大官气，清华洋气，南开土气。”

　　南开“土”，好像是事实。就说建筑吧，南开各校早期建筑以灰色调居多，风格素朴，跟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富丽的宫殿式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南开各校的校址，南开洼(天津南开中学)，八里台(南开大学)，沙坪坝(重庆南开中学)，伍家坝(蜀光中学)，都很土气，至今重庆还有人提出“坝”这样的地名太土太俗，应该换掉。南开大学的宿舍区不叫“园”叫“村”，重庆南开中学也有津南村、百树村。办学理念上，南开大学制订了“土货化”的发展方针，不离一个“土”字；南开培养的学生，也一直给人质朴、老实、敦厚的印象。张伯苓校长一口的天津土话，当年在西南联大上学的何兆武先生感觉“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何兆武：《上学记》)。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奠基人蒋廷黻早年也曾觉得张校长和南开“太土，太保守”(《蒋廷黻回忆录》)。

　　“土”字，和农村、农民、“乡巴佬”联系在一起，时人用此字多半作贬义词，意指保守、木讷、俗气、视野狭隘、观念落后、不合潮流等。从这些角度看，南开好像又从来不“土”。南开产生于天津，清末民国的天津是一个“日新月异”、与上海并驾齐驱的大都市，创造了近代中国建设的许多第一。南开的创办人严修先生是北方学林重镇，南开的校董、捐款人中，名学者、高官车载斗量。南开的学生，有不少是家庭条件优越的世家子弟，家长名单“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齐邦媛：《巨流河》)，所以许多人视南开为“贵族学校”(虽然“贵族学校”的说法南开校方和许多老校友并不认同，因为大多数学生还是出自工薪家庭)。如此背景，能说南开人是“乡巴佬”吗？

　　南开不仅不“土”，而且很“洋”，办学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张伯苓说：南开多半以“英法美之制度”与“日德之制度”“二者为圭臬”。(张伯苓：《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1918年)南开中学建校之初，办学师从日本，后来又师从美国。南开大学创建之初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蓝本办学，教授留洋比例之高经常被学者写论文引用，除国文外都是英文授课，据说连作实验的蚯蚓都是从美国运来的。这样，能说南开不“洋”吗？南开也绝不保守，相反以善于创新闻名全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南开校友刘东生说，“当年南开的师生都很喜欢‘创新’，干了许多首创第一的事情。”(刘东生：《学高为人师，身正为人范》)南开是最早将倡导“新”的话语写进校训的高校。(张鸿：《“公•能•新”：南开大学校训的要义与精髓》)

　　考察南开的校史、校风和校友的作为，就会发现南开的“土”未必是一种缺憾，相反代表了南开的优良传统，生动体现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的精神。南开人接近大众，关心民生，特别关注农村、农民。南开的风气崇实黜华，不事张扬，做事脚踏实地，不作空谈。南开还有关注乡土、建设家乡的传统。在学术研究上，南开学派崇尚田野调查。南开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不搞“全盘西化”，而是综合中西之长探索合乎本土文化和现实国情的道路。“土”，还可能意味着崇尚在野、与权力保持距离的政治心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以及从容淡泊、远离市井之争的为人之道。

　　老南开的“土”，实在大值得研究。

　　二

　　老南开的“土”，代表着贴近大众，爱祖国，爱故乡。

　　老南开这样一所“贵族学校”，却特别有平民精神。“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面前逞威风，一样穿校服，一样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傅国涌：《民国时期重庆南开中学怎样办学》)蜀光中学一位老校友回忆老同学侯朝焕院士，侯家是自贡的大盐商，但侯朝焕和大家一样打赤脚、穿草鞋。

　　南开倡导“力心同劳”，特别重视劳动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能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校友李凡回忆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初中的第一天就要“劳动服务”，以后参加各种劳动是家常便饭，高中学生还要轮流帮厨。抗战初期，有一次一架飞机在兰州的机场降落陷入泥泞，几位穿西服的工程师一下了飞机就用力推。忽然有人问：“你们是南开的吧？”事后证明果然没有错。(李凡：《中国需要更多的张伯苓》)南开许多老校友动手能力、适应能力超强，自己打家具，搞装修，甚至盖房子。

　　南开有关注农村、关爱下层百姓的传统。上世纪20年代南开设立了社会视察课，组织学生下基层。学校为校内工人识字学文化办了夜校补习班。著名作家、南开女中校友韦君宜回忆，上学时“经常到纱厂、农村甚至监狱去参观，16岁时到民众学校去当老师，教那些没钱上学的孩子们学文化，18岁到门头沟下矿井”。(周传仁等：《中国教育的一份丰厚遗产》)1915年南开学生创办了贫儿义塾，以后又建了多所平民小学。1949年-1953年，南开女中高一学生李祖珊等创办了一所正规义小，许多小老师只有十三四岁。(卞昭慈、张斯文：《在教育中受教育———我们和南开义小》)1920年直皖战争，天津民间派出4支救护队赴京奉等铁路沿线救济妇孺7647人，其中3支救护队是南开同学组织的。(涌泽：《曾设妇孺救济所》)

　　许多南开校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部分校友引领风气之先,贡献卓著。以上世纪40年代的重庆南开校友为例。1943级校友、著名医学家冯理达是冯玉祥将军之女，29次带队赴传染病疫区和地震灾区指导防疫治疗工作，先后为灾区群众、癌症患者和孤残儿童捐助钱物达300多万元，去世时工资卡里仅剩80多元钱。1944级校友张素初是张治中将军的女儿，晚年生活在美国纽约，常年服务弱势群体。1946级校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为农村妇女就业创办保姆学校，很早进行小额贷款扶贫实践。1947级校友阎明复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政治运动盛行的年代，有的南开校友被下放到农村，历经坎坷，但处于如此逆境，也不忘为农民谋福利。李凡先生在南开大学学的是历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河北冀县县城和农村呆了18年，屡受运动冲击，遇到洪水险些丧命，然而他并没就此沉沦，工作之余为农民割麦子，丈量土地。为了解决盐碱地灌溉问题，他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制成了可随身携带的测水计，随时随地可以确定河水、井水可否浇地。后来当地不少工农业生产上的问题都来找他解决。(李凡：《多采沧桑》)

　　许多南开校友志愿到边疆地区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不少蜀光中学校友报名参军入西藏参加建设，有多人牺牲在徒步进藏的路上。1954级诸有韬校友，在西藏工作33年，曾撰文《“蜀光人”之“西藏情缘”》以示纪念。重庆南开中学1945级校友、著名犯罪学家戴宜生，出生在银行家家庭，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志愿援藏，在西藏工作了27年，是“到神秘西藏的‘清华第一人’。”(戴西维等：《怀念父亲戴宜生》)

　　“土”还意味着关注本乡本土。早期南开校友许多人回到老家去办学校，如东北名校吉林毓文中学，便是南开校友在1910年代主持创办。如今许多部属高校对所在城市研究关注有限，但南开1920年代就建立了天津研究会和社会视察委员会。蒋廷黻主持南开大学历史系时，带领学生深入学校附近的八里台村调查村史,了解河北逃荒农民在城市郊区聚成村落的变迁。

　　三

　　南开积极推行“‘开辟的经验’的教育”，“在身体方面，须养成敢于冒险，并能忍辛耐苦之精神”，“在情感方面，须培养一种与大自然相融合之美趣”。(张彭春：《“开辟的经验”的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南开人，自然热爱大自然，热爱户外。这，也是南开的“土气”之一端吧。

　　张伯苓对环境教育非常重视，营造了花草丰美、生意盎然的校园环境，津川渝的南开校园多是当地著名的风景区。学校有专人负责绿化，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卉开放。小小的蜀光校园，最盛时花匠有20人之多。(陈德立：《蜀光记忆永难忘怀》)直至今天南开校园的花木品种依然极为丰富。南开大学博士莫训强撰写了《南开花事》一书(商务印书馆2015年出版)，而重庆南开中学也就校内植物出了一本《校园植物漫谈》作为选修课教材(知乎网，姜晋越)。

　　南开重视户外活动，常组织露营活动，学生自搭帐篷，自带炊具，拾柴做饭。1931年校方甚至曾组织大、中各部学生乘海军舰艇到沿海港口访问。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培养的南开学生，自然也能深入了解民间疾苦。带领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西征的5位教授中，就有3位南开校友(包括一位前任教授)，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便是南开的黄钰生教授。西南联大南开籍校友吴讷孙，到大学读书以前用8个月时间在津浦铁路沿线及安徽、浙江等地徒步7500公里。吴讷孙认为，这一番行走山野农村的经历，使他了解了当时的社会，对他“后来升学、读书以及对世界前途的思索有着极大的影响。”(吴讷孙：《市廛居》)

　　南开校友学地质的特别多。西南联大时期，南开大学本来没有地质系，因为南开学生身体健康，喜欢体育，喜欢旅游、考察、登山、探险等体力活动，有10位南开大学学生转入联大地学系学习。(申泮文：《怀念杰出校友、气象学家王宪钊》)天津南开中学校友关士聪院士，1943年赴新疆工作,只身一人横穿人烟稀少、条件艰难复杂的东天山。刘东生院士徒步半个中国，80多岁后仍多次上青藏高原考察。上世纪50年代的天津南开中学地理教师田鹏先生回忆，他在南开7年教过近2000人，其中选择地理、地质、矿冶、气象等专业的近200人。(田鹏：《张伯苓的中学教育思想》)

　　也许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老南开人“土”，所以对这片土地深深挚爱，和大众建立起血肉联系，没有出过一个汉奸大贪。

　　四

　　南开虽“土”，却从不缺乏文人雅趣，南开学生绝非“厚重少文”型。这和学校重视美育包括环境教育应有很大关系。当年的南开，话剧、音乐教育闻名全国，许多校友都在学校养成了良好的高雅文艺修养。文学界、音乐界、书画界、表演艺术界的曹禺、穆旦、黄裳、阎肃、董寿平、吴玉如、李鹤年、金焰、黄宗江等南开校友，可谓群星灿烂，各领风骚。

　　南开学生谦逊、稳重、内敛，但并非不善表达，可谓“刚毅”而不“木讷”。学校非常重视讲演训练，上世纪20年代在华北地区大学国语、英语演讲比赛、辩论赛中累创佳绩(王文俊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当年南开大学并没有设立新闻学科，但校友服务新闻界、通讯社卓有成绩者为数不少(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如《益世报》社长刘豁轩、台湾“中央社”副社长唐际清、著名报人张源等。南开学生的社交能力很强，据西南联大一位学生回忆：“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只要有了一个或几个南开人，就会热闹起来，组织起来，搞起了为自身服务或为广大群众服务的集体活动。”(陈虹：《战火炸不垮的“南开精神”———抗日战争中的张伯苓》)早期南开校友任职外交界的如张彭春、段茂澜、张平群、叶公超、钱其琛等，都是很知名的外交家。

　　五

　　南开的“土”，还体现着南开特色的士风学风和文化价值取向。

　　“土”，代表了一种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作风。早期南开大学校友曾这样说：“南开精神代表一种践履笃实的校风。伯苓先生生平不尚空谈，说到做到。所以他注意实学的培养，无论教学与训练都是脚踏实地的做功夫。”(唐际清：《南开大学的艰辛》)“南开精神表现于行动者，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艰苦卓绝，再接再厉。南开校友做起事来最忌的是只说不做，浮夸粉饰。与其作大而空洞的宣传，不若任小而实际的工作。并且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拿出‘苦干’、‘实干’、‘笨干’的精神，不取巧，不投机。”(邹宗彦：《我所认识的南开精神》)所以，“南开毕业生在社会服务的成绩很好，所有任用过南开学生的机关，都想保留他们永远任用”。(郭荣生：《南大毕业近三年之职业调查》，1934年)

　　南开的学术研究，同样关注农村、农民。南开经研所何廉、方显廷、陈序经等名教授，都非常重视农业和乡建问题。何廉教授被称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问题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农业建设应放在一切之首。何廉曾担任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主席，到政府工作以后，又多年主持农本局的工作。南开经研所就农业经济、手工业、乡村财政、农村移民等课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教授下乡调研有时还和农民一起干活。

　　在学术研究上，“土”还意味着重视田野调查的学风。上世纪20年代后期面临日本侵略东北虎视眈眈的态势，南开大学组织了东北研究会，在东北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察，在“九一八”事变后4个月之内编纂出《东北地理教本》，对东北地区的地理及政治局势、经济形势、历史人文、资源矿产进行了系统介绍。成立于1927年的南开经研所，广泛开展经济和社会调查，开辟了中国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先河。

　　在办学思路上，南开力求结合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长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不“全盘西化”，也不盲目保守。1928年以后南开大学推行的“土货化”改革便体现了这种价值取向。张伯苓主持制订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说，“已往大学之教育，大半‘洋货’也”，提出今后南开发展的基本方针是“土货化”，即建设“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种基于本土创新的战略调整，让南开大学办学、研究气象一新，取得了比此前全面师法美国时期更大的成就。南开早年很“洋”，从“洋”到“土”、到“土货化”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包括“轮回教育”风波等风风雨雨，这种“土”实在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南开善于创新，但认为创新必基于国情。张伯苓认为，“南开走的是中庸的救国之道”(张伯苓：《要做这样的人》)，“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所谓“知中国，服务中国”，只有充分了解国情、从现实出发才能推进改革，促成实质性的进步。许多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都曾认为南开过于保守，包括南开的校董胡适等。蒋廷黻在南开时，曾认为张伯苓“太土，太保守”，但过了若干年，“对张氏反倒越来越崇敬了，因为中国没有高度的知识水准。”(《蒋廷黻回忆录》)张伯苓和老南开的这些理念和经验，在面临经济文化迅速全球化的今天，相信能给国人许多的启示。

　　六

　　南开的“土”，绝对不是缺点。张伯苓先生办南开的初衷在于“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南开的“土”正好对治一些知识分子脱离实践之病，好高骛远之病，远离大众之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病，盲目崇洋之病，忽视国情之病，文化保守之病。张伯苓时代的南开，培养出了大批“允公允能”的人才，他的“土货化”思想，也是教育思想史上的重大创新。我们可以说，在南开，“土”是一种精神，“土”的精神就是“公能”精神。

　　当然，这样的“土”的精神也并非南开一家的专属。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大知识分子、一流精英投入乡村建设，熊希龄、章元善、余日章、唐少川等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他们的“土”的精神和南开人的精神都是一致的。中国农业大学民国时期的校庆是十一月十一日，除了是1912年搬迁新校址的纪念日，也是因为“士”与“土”两字都是由“十”和“一”构成，寓意着知识分子与土地、与农民血脉相连的关系。这种士土不二、关心大众的精神，正是民国先贤留给我们的共同财富。

　　值得欣慰和自豪的是，在当代一些中青年南开校友身上依然可以看出老南开及民国先贤这种爱国爱乡、贴近大众的精神和价值观的传承。蜀光中学建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学生文保志愿者组织，会员多达千人，为自贡的文保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天津文保志愿者、问津书院创办人王振良是南开大学校友，他虽然不是天津人，却十多年如一日进行天津近代史、历史建筑及地方文化研究，成果斐然。重庆南开中学“85后”校友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到湖南衡山县当起了村官，还和耶鲁的同学一起创立了“黑土麦田”公益团队，启动了“乡村创客”计划。以南开大学学生创客为主体组建的支农团队“农梦成真”，帮助贫困地区进行滞销农产品开发、销售和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今年是2017年，在100年前的1917年，梁启超先生在南开学校演讲时说：“假使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如果全国的读书人都有老南开人和晏阳初、熊希龄等先生那样的“土”的精神，必然是国家之大幸，世界之大幸。允公允能，吾辈勉之，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