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共产党同向同行的张彭春

来源：南开大学报第1449期   发稿时间：2023-06-01

□ 崔国良

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就是号称“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现在我们又见到了一位，可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张彭春。笔者搜集史料，细述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阅读马克思列宁和共产主义理论著作，与共产党同向同行之一段经历。

关注全国及世界人民的生活。张彭春首次回国，就创作了反帝并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的、中国首个现代话剧《新村正》。1923年11月13日，他说：“新文艺只为几个文人抒情，是没有将来的；必须跟全国人民的生活连上，然后才可有大结果。”他最早于1923年12月16日，就提出要深入民间学习“活话”。他说：“如何可以运用民间的活话？得着这个妙诀，中国真的新文学就要出现了！”他无论在南开，或游苏俄，或在出使期间，都关注那里人民的生活。如1931年访苏后三次向南开大学生所作报告，谈到列宁格勒“工人每年有两星期的例假……生活却十分安适”。“苏俄的革命手段虽激烈，而对文化则毫无摧残的行为，处处还妥加保存。”“后来革命进行与这预定的程序完全相合，也可见列宁这位先生眼光之远大和思想之周密。”

关注马克思列宁和共产主义理论：全为无产阶级的政权。1925年12月23日起他就多次阅读并谈到，且高度评价列宁：12月27日，“看一天书……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专看俄国革命书”；他感到列宁“真有见解及自信的——如Lenin———不怕‘反’自己”；1927年2月3日“谈长江党政（指我党领导下的苏区——作者注，以下同）。我评到：共产主义本身如何是一问题。到俄后因特别环境及特别人物，所以演成俄国式Soviet组织及民众专治的学说。一般人批评南方政治，以为应从攻击赤俄入手。其实南方政治如何，不仅赤俄输入的主义负责，因为执政的还是深于中国人习俗的中国人”，张彭春认识到“共产党所宣传的目的是：全为无产阶级的政权。他们要排在民族国家的观念。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假使我们想行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特别的政策与步骤”；8月24日“晚……读完列宁的《应当做什么？》一文里关于组织的一节。思想真深刻真清楚。真是大策略家的筹划。他主张党应当是‘职业革命家’的组织。贵少贵精。要专门以革命为职业的人，不要Amateur（业余爱好者）……接近劳苦者。换消耗的观点为生产的观点……”“也许十年以内中国可以用CP（共产党——下同）的组织打出一条生路来……（我们现在有领导的地位，加入政党我止〈只>是一个学徒。）”“中国中部的CP活动，后面用第三国际的名义，早有俄人指导。现在的世界也许不容我们有狭义的国家民族观念。但是一个民族还是要有一点自重，然后人民才能尽量发展。先要努力要求民族自己去做去。实在必须受外人指导时，CP的俄人或者较好。”1932年8月25日，“继续读列宁。他所写的《尾巴主义》《投机主义》与布尔乔的《知识者》，我觉着都像是对我说的。人只随着革命的潮流的后面——尾巴主义。我看出旧势力旧制度都将崩溃，所以我要提倡力心同劳的教育，要办广开市区试验接近劳苦者——投机主义。我的意识不过只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不敢大胆地去鼓动无产阶级，不敢直接组织大众去示威去要求反帝抗日——这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表示。”1932年8月31日“成见深的青年也一样与他们接谈。中国人本来少同情心。现在又注意斗争与夺取（群众与政权），同情更薄了。但是俄人的同情是浓厚的。M（马克思主义）不为自己（Marx的分析）的经济的利益设想，同情是革命动机中很重要的成份。所恨的是阶级的制度及习深不悔的人，而不恨大众及个人。”1932年9月16日，“Marx的经济动机可以用来解释吗？大多数的学生在南开不感觉丝毫经济的压迫。用什么方法激起青年？激起他们做什么事？”从张彭春上述可知，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理论的理解是清醒的，并且有自我批评。

对国民党不满。1926年2月14日他说：“如果十年内，CP革命不能成功，中国要到一个什么样子？KP（国民党）会复兴起来统一中国吗？要由蒋独裁吗？要被日本征服吗？要成为列强瓜分的局面吗？要由列强共管吗？十年内，日本是我们的最大问题。KP如果不能抵抗日本，CP或者可以乘机而起。蒋个人怕是没有统一的力量。一切胆怯的国会民治论者更是做梦。CP中国份子没有现代能力，俄人（有思想有经验的革命家）可以参加指导。KP改组后的成绩实在依靠俄顾问。俄顾问退出后，KP又回到完全为中国人的根性（或者叫幼稚性）所支配了。”“在办公室与张、曹两位客人说出大话来！好豪语！张暗示我道：‘KP说了许多大话——如党纲，三民主义等——人人爱听的。后来不能兑现他们开的空头支票，所以人们恨他们比恨旧政府还厉害！’”可见张彭春对国民党及其政府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直接接触共产党，并有加入的打算。1927年3月“十四日晚同仁山（高仁山：早期南开学生）访守常（即李大钊），长谈二小时余。”“与守常谈后，仁山问我愿否加入。他想为南开预防计，我加入团体或有小补。仁山曾露出他的政治计算（为南开好）。”1932年7月25日“接着看《政治工作》……问题又回到根本的主张。组织及训练也同时注意到。中心动机是民族的生存，独立与光荣。”“CP的政纲以阶级斗争为策略之基本方要法。我们的民族意识也能包容在内……CP都有可以使一部分急进的青年满足的说法。他们有理论，同时也有策略革命的经验。无怪，青年们受他们的影响的一天比一天多。不止中国如此，连美国也有加增左倾的趋势。”

把革命的思想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1927年6月1日，张彭春说：“我个人加P.与否，只看我兴趣如何。以前与守常谈话，将来可作为研究的入门。教育与戏剧——在这两种活动上的创造是我的使命。政治的活动，我没有那样技能和天赋。”在关键时候，1927年3月15日他却感到“革命的大力，我倒不是没有。不过我是很审慎步骤的人，有时过于小心，因此已失去的机会也很不少。”“看风头是真投机！你自己若有觉悟，不待去南视察后再定。但是如其没有真觉悟，千万不可勉强！”“我以先对于政治活动完全没有发生过兴趣，没有做过官，也没有过任何政治意见。如果我现在发生觉悟，政治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并且是应该有份的……旧政治不加入是一种清高。新政治不加入，并要特别注意加入的动机不为利己而为利他人。”“这也许是一种给自己留体面的绅士心理。但是这一点自重我总要保留的。”1927年3月31日，“今早想到一个对于俄国的解释：俄人是一新民族——加入西方文化最后的民族。他们的新鲜气和猛进力还很强。每事都表现一种新动机：——就是“To Out-West the West”。1927年9月15日“今天曾、邢来谈……他们近CP（共产党），也是因为C可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也因为他们比一般青年勇敢。C有目的，有理论，有步骤……但我们也有理论，有步骤吗？恐怕不如C那样能引青年。”1928年1月3日“CY学生的活动很值得分析。其他学生为什么信他们？为什么少数的结合可以有这样大的影响？”1932年8月12日，“教育想离开政治是不可能的。”

在戏剧、文学方面也追求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戏剧与文学。1928年1月3日，“《压迫》近来演了两次，每次在女客说‘无产阶级受有产阶级的压迫，应当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之后，有些学生鼓掌。共产的色彩很明显。”张彭春还接近并关注左派文化人及其作品和理论。1928年3月18日，“大处，远处着眼。全民族的命运如何？全国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如何？本时代中国的思想如何？本时代世界的思想如何？什么是代表时代的文艺作品？不向这些问题上用工夫，一定不满足！”

预示中国做世界新文化的先驱。1928年，“4月7日看Scott Nearing（美国聂尔宁著）的Whither China？”“他的解释是以社会革命为最后目标的。亚洲与苏俄联合——苏俄作精神领袖，中国供给天产与办事才——将来产生新式的社会组织与西方的资本底帝国主义相抗衡。如果我们肯随着苏俄作新社会的试验，中国可以有机会作二十世纪新文化的先驱。那末，这百余年来轻视我们的欧美，或者在三十年后，会到我们这里来游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