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
梁吉生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2021年3月16日第8版
1946年，张伯苓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37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照，第一排左数第五位为张伯苓
上世纪30年代，张伯苓（左）为学生足球比赛开球
◎才必上选，数必充实。
◎大学与大学之间竞争，当“人”不让。
◎必也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者，始能入选。
今年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逝世七十周年。张伯苓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
张伯苓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是近现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他的影响力来自他对中国民办教育的创新性贡献。
创新发展教育的先驱
从海河之滨到嘉陵江畔，再到釜溪河边，都有张伯苓办学的足迹。他所创建的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塑造了几代人对南开的认知，成为上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的经典领域，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自己的传播属性。张伯苓的核心理念已深深地烙印在南开历史上。他教育遗产的许多方面值得今天借鉴和汲取。
张伯苓是与时俱进的教育家。他从办学实践中深切体会到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教育模式。他说，“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强调欧美的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可以学习，但它们的社会制度不可以照搬到中国来。他强调大学要服务社会，促进社会发展。他为南开大学制定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的构想，“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知中国”“服务中国”，从而将西方教育的价值观念因地制宜地内化为中国化的价值认同，对中国教育近代化施加正向的影响。
张伯苓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办学方针，培养有“现代能力”的优秀人才，为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张伯苓让每一个从他身边走出去的学生都能拥有“公能”精神和服务社会的心灵。他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教育学生“行做人之道”，特别是把爱国作为培养学生做人的第一要义。当年，他向学生发出的“爱国三问”，至今仍然有着叩问灵魂的思想力量。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办学的主体之一，是办好教育、弘扬大学精神、培养优秀人才的主导力量。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初创时期就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并且说“肯对青年下功夫的人，乃是真的爱国的人”。
张伯苓出身教师，而且是优秀教师。他深知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多么重要。南开大学创建时，他亲自去美国选聘教师，努力从国外引进中青年人才。正如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南开大学和张伯苓》一文中所说，“南开在声望、规模、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研教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难能可贵’得多了。”
约聘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蔚成师资队伍，加强建设、长期坚守，这是南开大学的一大特色。一大批优秀教师活跃在教学科研战线上，如姜立夫、饶毓泰、蒋廷黻、范文澜、李济、竺可桢、汤用彤、萧公权等。据统计，1930年，全校教师40人，留学美国、英国等共计31人，占教师总数的近80%。其中获博士学位的14人，占35%；硕士学位10人，占25%。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大多数教师来自美国的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抗日战争期间，张伯苓在重庆谋划南开大学复校，教师队伍建设仍然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他十分强调教师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是学术带头人的重要性。
他在主持“南大复兴筹备会”上提出，复校工作不论重要性及紧迫性，都以延聘教师为第一。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学者之聚集就像磁石吸铁屑，学者吸引学者，教师吸引学生，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为此，他设定每个科系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学术带头人，“才必上选，数必充实”，由他们形成教授团队的核心。各科系已有核心者，“即以此人为核心，而树立此科系”；尚无核心者，应选定一枢纽人物，然后授权此人，延揽有关人才。同时认为，大学与大学之间竞争，当“人”不让。在教师选聘问题上，他不同意兼容并包，“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要求必须注意学识和思想两方面，“必也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者，始能入选”。
这种德才兼备的教师观，强调既要看学识又要看人品，既要关心教师的天才禀赋又不能忽视其学术功力和学风，反映了南开师资队伍建设的底线。
张伯苓知人善任，关心教师，尊重教师的创造性劳动。他能够在私立学校艰难办学的境遇中，尽量为教师提供安心教学的良好秩序，创造稳定安适的生活环境。在旧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情状下，这是教师们最为向往追求的梦想。南开始终把教师当作学校的主人，有着宽容的授课氛围和自由的学术环境，能够在传统师道、师风精神的导引下，使不同价值观念、政治及宗教背景的教师各处其宜，释放仁爱之心，在教化育人这个中心点上达成共识。
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
提倡学术研究，活跃学术氛围，是提高教师素质、增强教师队伍凝聚力的重要环节。上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更加重视，认为“一个大学学府的重要，不仅在能造就会念书的学生，而尤在养成一种学术的空气。因此，一个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它们的学术活动是第一件值得让人注意的”。直到晚年，张伯苓仍然强调“教学与研究，二者相辅相成，互生互利，不可偏废”。
南开主张学术自由，学术上的兼容并包和民主宽容的态度，有力地助推教师的学术探讨，活跃了学校的学术研究。南开的研究工作强调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在“知中国”“服务中国”办学宗旨的指导下，学术经费虽然一直比较短缺，但教师依然努力坚持学术研究不停步。学校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为社会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南开物理学教授陈礼、南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南开生物系教师殷宏章（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研究工作都曾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文科的学术研究最早都是从资料研究起步的。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外交史料的研究、何廉对天津各种商品价格的调查、张彭春对中学教育改革的调研、范文澜对《文心雕龙》的探讨，都取得了颇具特色的成绩。
张伯苓是将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几十年南开的创建和发展始终闪现着他不倦的身影。国家和社会始终没有忘记他对于教育的里程碑式的存在。1951年2月，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亲往吊唁，并且致送“伯苓师千古”的花圈。南开各学校都竖立着他的塑像。
张伯苓虽然已经离开了七十年的时间，但留给后人的是一长串值得怀念和探索的话题。在海河之滨、嘉陵江畔、釜溪河边，张伯苓的名字已经成为对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和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的代名词。张伯苓本人，就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