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才子张彭春
来源：南开大学报第1432期 发稿时间：2022-05-15
□龙 飞
1946年秋，张彭春(右)在美国纽约船上送张伯苓回国时的合影
1935年，张彭春(左一)指导曹禺彩排话剧《财狂》
一
张彭春是张伯苓校长的唯一胞弟，1892年4月22日生于天津。当时父亲张久庵已经59岁，年届花甲又得一子，不禁欣喜万分，给婴儿取乳名“五九”作为纪念。后来家人把“五九”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九儿”。“九先生”的雅号即由此而来。
1904年，张彭春成为南开中学堂第一届学生，与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同班同学，也是好友。
张彭春于1910年参加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考试。全国有四百多名学生应考，最后录取72人，他以第十名成绩考中，与胡适、赵元任等赴美留学。张彭春进入克拉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课余的兴趣是研究戏剧。他最喜欢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自称正是由于易卜生，使他爱戏剧胜于爱哲学。
1915年，张彭春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在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工作了一年。回天津后，他被南开学校委任为专门部主任。
这时的张彭春风华正茂，风度翩翩。大家叫他“九先生”，年长者和熟人直呼他“张九”，学生们称他“九先生”，背后也叫他“张九”。
当时南开的新剧活动正蓬勃开展，每逢节日都要演戏，成为学校的传统。由于九先生擅长戏剧早已名声在外，立即被推选为新剧团副团长。他上任后没有辜负大家的厚望，将学校的新剧活动推上了发展的新阶段。当时国内还没有建立导演制度，九先生将西方正规的导演制度用于南开新剧团。
南开大学建成于1919年。在创办大学的工作中，张彭春作出很大贡献。早在1916年他就提议创办大学，这与张伯苓、严修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被任命为南开大学筹备课主任，起草《南开大学计划书》，被张伯苓称作“南开大学的计划人”。
张彭春不仅是创办南开大学的倡议人，重庆南开中学的建成也得益于他。1936年华北局势危急，张伯苓萌生了在后方建立南开分校的想法。他同弟弟商量，张彭春认为最好的地点是西南一带。张伯苓接受了这个建议，很快就在重庆郊区沙坪坝创办南开分校，后改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1917年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大学赴美进修、考察一年，委托25岁的弟弟担任代理校长。
为适应大学部的教学要求，张伯苓资助弟弟出国深造。张彭春于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杜威。
二
1923年张彭春回国，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在哲学教育系执教，兼任中学部代理主任。课余，他依然为南开新剧团倾注心血，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娜拉》、莫里哀的《悭吝人》、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契诃夫的《求婚》等世界名剧搬上南开舞台。
排演《国民公敌》时，张彭春忽然接到直隶督办、奉系军阀褚玉璞发来的禁演令。此人土匪出身，野蛮愚昧。他听说南开排演了一个姓易的人所写叫《国民公敌》的戏，一口咬定这个剧是攻击他的。大家看到这纸命令，觉得既可气又好笑，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停排。而九先生却不甘心就此罢休。转年3月是易卜生诞辰100周年，他渴望演出此剧，以纪念这位近代戏剧之父。经过一番思考，他将剧名改为《刚愎的医生》，戏就顺顺当当演出了。九先生同他的哥哥一样，绝顶聪明，足智多谋。这件事让大家长了见识，看来剧名是大有学问的。
张彭春任中学部主任时，一天下午，通知全体学生到大礼堂。学生们只见九先生拿着一张唱片，讲台上放着一台留声机，大家猜不透今天要开什么会。当全体学生坐好后，九先生说：“今天请大家来听一支歌，歌名叫《伏尔加船夫曲》，是由当今世界最优秀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演唱的。”然后简略介绍了船夫们唱歌时的自然背景，把学生们带到歌曲的境界里。这时全场鸦雀无声，留声机开动了，歌声由远而近……听众仿佛看见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载着沉重货物的船只和那些步履艰难的纤夫。纤夫们唱着悲壮的歌儿来了，来到人们面前，然后又拖着货船吃力地走了，渐渐远去。他们的歌声也越来越微弱，最后终于完全听不见了。唱片播放完毕，九先生宣布散会，可是许多学生都没有动，他们还痴痴地陶醉在夏里亚宾的歌声里呢。
1931年英国文学系成立，张彭春应年轻系主任柳无忌聘请，讲授他最拿手的“西洋戏剧”。他的英语地道而流畅，并对易卜生、莫里哀等大师有深入、独到的研究，讲起课来绘声绘色。学生们听得入迷，甚至不愿下课。
张彭春两次协助梅兰芳到国外演出。1930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张彭春任剧团顾问兼总导演；另一次是1935年梅兰芳访苏演出。
最初，美国观众因听不懂戏词，中途退场的现象屡有发生。张彭春便帮助梅兰芳挑选剧目，挑选那些适合外国人观看的剧目。另外，他在每场开演前，身穿礼服出现在舞台上，用英语向观众讲解中国戏曲的特点，并对即将演出的剧目内容作一个简明介绍。这样一来，观众对剧情有所了解，演出效果极好，局面一下子就被这位长着聪明大脑袋的九先生扭转了过来。
1935年，苏联政府邀请梅兰芳以国宾身份赴苏演出，梅兰芳再次聘张彭春为梅剧团顾问兼总导演。当时剧团有一名武生，觉得张彭春是搞话剧的，对让他来当京剧导演有点不服气，排戏时就故意“泡”。张彭春耐心地一遍遍教。最后那个武生心服了：“敢情张先生还真有两下子！”别人笑道：“你这才知道!连梅大爷都得听他的！”
三
抗日战争爆发，张彭春应政府聘任，赴欧美等国争取外援。194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担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和驻智利大使。1946年，张彭春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1947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夫人当选起草委员会主席，张彭春当选唯一的副主席，与罗斯福夫人共同主持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人权委员会由18个不同政治、文化、宗教背景的成员所组成。在《宣言》的起草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分歧。张彭春能成功地调解争端，化解矛盾。在起草一次次陷于僵局时，是他用中国文化理念解决了《宣言》起草中的许多难题。最终，张彭春发挥关键作用，制定出一份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
张彭春深得罗斯福夫人的赞赏：“张博士是一位多元主义者，他动人地解释着他的主张，即最后的真理不止一种。他说，《宣言》应当兼顾西方思想以外的其他思想，秘书处不妨花几个月工夫研究一下儒家的主要学说。”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0票反对、6票弃权，通过这份历史性文件。《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人类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人类的人权事业从此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张彭春因心脏病日益恶化，1952年6月辞去在联合国的所有职务。他曾经的同事、联合国人权司司长汉弗莱写道：“张彭春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艺术家，在这些过人的天赋外，他还展现了外交才能。相比于那些随波逐流者，张彭春是一位伟人。”
张彭春被誉为杰出的中国人权活动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一生的业绩在国内曾一度被埋没。
四
晚年，九先生在纽约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高兴起来也哼几句“梅派”，并以文学、音乐为消遣。他收藏有大量西洋古典音乐唱片，经常陶醉在贝多芬、肖邦等大师的音乐王国中。有时他也教南开校友的子弟读唐诗。一次，他在纽约某电视台讲授中国音乐，引用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诗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他将诗译成英文，来形容琵琶弹奏出的动人声音。
总之，九先生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唯一缺憾就是再没机会排戏了。
1957年7月19日，张彭春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一代才子65岁谢世，显然过早，令人深感痛惜。
早年，张彭春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个人三十多年来，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也有时研究戏剧。表面看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中心兴趣，就是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
张彭春对自己的一生总结得恰到好处。他是那个时代的一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他通过教育、戏剧和外交等多种活动，奉献出毕生的精力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