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范 南开精神——何廉等老一辈南开学人的点滴记事

来源：南开大学报第1411期   发稿时间：2021-03-15

□关永强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视察时指出：“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当年开 办南开大学，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去培养人才的。”“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为有牺牲多壮志，才有今天的成绩。 今年我们要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好的庆祝，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宗旨，担好我们肩上的历史责任。” 在南开大学跨入新百年、经济学院建院90周年之际，我们整理编纂何廉等老一辈南开学者的文集，学习先贤们至诚报 国、奋进开拓的社会责任感，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和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的学术理念，总结他们在近代中国艰苦条 件下不懈努力，在办学、科研和育人等方面不断秉公尽能、追求卓越的宝贵经验，提炼历史积淀的南开精神，以更好地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守初心，发扬传统，担负好立德树人的使命。

①《何廉文集》书影 ②1937 年南开经济研究所 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留影 （前 排左五张伯苓，左六何廉）

1926年，刚从耶鲁取得博士学位的何廉怀着学成报国的满腔热诚来到南开任教，下车伊始就对这里严谨务实的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他专门撰写了《说校风》一文，赞扬南开“学生多志于学，而无嚣张之气、奢侈之习，此南开之校风也；老成持重，具有自治之精神，作事负责，而无推诿之陋习，此又南开之校风也”。在何廉看来，这样的校风不仅体现了南开人笃诚治学的劲节风骨，更是驱散当时一些社会不良习气、引领青年积极向上的高韵清风，“唯其校风如是，故毕业学生，服务社会者，多能得社会上之欢心，而无轻浮败事之举。”他进一步勉励南开学生不要就此划然自足，应该努力不懈地追求真知和力行实干：一要“本科学之精神，作彻底之研究”，通过“探讨思索之所得，深信不疑，渐渐变为（学术）信仰”；二应“以学校为练习之场”，培养服务与合作之精神，以经验与学识互补，使所学成为有用之学，最终“供给社会之需要”。

　　南开大学建立之初的物质条件较为窘迫，很多教师都因待遇原因转赴清华等校任教，而何廉不仅多次放弃更高薪酬的其他机会，而且一直积极致力于改善南开的办学条件。1927年，在婉辞“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部聘请的同时，何廉专门找张伯苓校长深谈并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在南开创建与社会研究部类似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这就是后来颇负盛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了使相关研究工作得以启动，除了学校拨付经费外，何廉还从中华文教基金会申请资助，并私人提供了五百美元。随着研究领域的逐步拓展，何廉又和张伯苓校长积极努力，陆续获得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正是在这样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中，陆续诞生了“南开指数”和中国工业化等一系列蜚声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1931年，受张伯苓校长的委托，何廉又将南开大学商学院、文学院经济系和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国大学中第一个经济学院。他邀请颜惠庆、吴鼎昌、周诒春、周作民、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等政商名流组建经济学院董事会，同时积极与启新洋灰、开滦煤矿等知名企业展开合作，终于打开局面，保障了南开经济学科持续稳定的发展。

　　何廉深知当时的南开与世界一流大学仍存在很大差距，必须在借鉴国外名校办学经验的同时，扎根中国实际，才能构建起南开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在海外求学期间，他就意识到了现代社会科学日益专业化所带来的进步和存在的局限，因此，他仿照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发展模式，积极聘请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方显廷（经济史）、陈序经（社会学）、李卓敏、袁贤能、李庆麐、丁佶（经济学）、张纯明、王赣愚、林同济（政治学）、张金鉴（行政管理）等多学科优秀人才，致力于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经济学院打造成社会科学交叉互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以专精与博通互为补充，让学生能够接受多元化的教育，打破专业化和碎片化知识的局限，通晓各门社会科学的道理，形成全面的学术素养。

　　与此同时，何廉等学者还从中国和南开的实际出发，提出经济学院的“中心目标即在完成一本国化之经济学”，鼓励师生在课堂教学之外积极从事中国现实经济的研究和实践，还率先招收研究生，推进对中国农村等领域的深入研究。这充分体现了何廉等南开经济学人至诚报国和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他们以拳拳报国之心从海外学成归来，不满足于当时很多大学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希望能以自己所学的现代科学知识报效祖国；同时也希望教学相长，通过引领学生从事现实研究来让学生广泛接触和了解中国经济与社会，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很多南开师生都在回忆中盛赞何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勇于革新的精神，由于他开诚布公、真挚待人，在他的周围迅速形成了强大的人才阵容和锐意进取的研究群体，南开经济学科也成为当时国内外公认引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学术重镇。

促使何廉、方显廷、陈序经等学者学成回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首先是对祖国和同胞的热爱以及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领导下的南开经济学科也一直把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始终倡导经济学的中国化。

　　何廉来到南开后开展的第一项研究工作就是编制经济指数，因为他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经济界非常缺乏可靠的调查统计资料，因此迫切希望改变这一局面。由他主持编制的物价指数不仅可以弥补官方统计的不足，而且能帮助工商企业使用统计数据指导投资、测验市场、确定成本、推销商品和分析利益损失；生活费指数则有助于研究工人生活程度的变迁，了解生计的艰难情况，并为劳资纠纷的解决提供参考标准；因而很快就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面对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虎视眈眈和国内政治纷乱的情形，何廉带领南开同仁在《大公报》上创办《经济研究周刊》《经济周刊》和《华北经济特刊》，用他们的文章警醒民众“我们现在不但有政治的国难，还有经济的国难”，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能够在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各方面，给读者诸君一点点的贡献”“使国人更明了华北经济地位之重要，及其与整个中国经济关系之深切，憬悟奋起”。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关注底层农民在遭受各种冲击下的生计问题，先后主持东北移民调查和河北、山东、浙江田赋调查等多项研究，被誉为近代“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农村经济重建》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业国家，3/4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4/5的国民收入都来自农业，仅从这些基本事实出发，就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农村的重要性，处理中国问题必然要从农村秩序开始。而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自从与西方工业国接触以来，中国农村的状况就一直在恶化。”正是在何廉等学者大量调查研究和图书资料的协助下，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理查德·托尼在访问南开期间撰写名著《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分析了当时中国农民极端贫困的状况，预示了中国即将出现的农村革命。

　　方显廷和陈序经等学者加入后，南开经济研究的领域得以进一步拓展，将工业化这个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置于中心地位。他们开展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包括地毯、织布、针织、粮食、磨房等城市旧式工业，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新式大机器工业，以及手工织布等乡村工业，出版《中国之棉纺织业》、《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中国之合作运动》和《中国工业资本问题》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调研报告，充分实践了经济学中国化的主张。

　　南开学者的“经济学中国化”并不只是思想和口号，而且有着从实地调查到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的整套丰富内容。在创办《大公报·经济研究周刊》时，何廉就提出“中国之经济研究，非仅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之经济组织与制度，即为已尽能事，贵在能洞彻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改进事业之基础，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他们重视选择熟悉市场规则、会讲商业行话的本地调查员来实现与调查对象的顺畅交流；积极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对象企业的董事或债权银行进行协调以获得深入工厂的机会；在静海、高阳和济宁等重点地区还设立以指导教授为核心、配合若干研究助理的长期工作站，并总结编写《农村经济调查指南》对学生助理进行培训，让他们明确调查目的，学会根据人力物力完成前期的分区、选样和调查表等工作，掌握调查的具体步骤和访谈方法，以及必须携带的应用之物和应对各种细节问题的对策等。正是由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详尽周密，由此形成的学术理论和政策建议也总是能切入时弊、富于中国特色。例如，方显廷在对乡村织布业研究的基础上，与欧美工业发展史进行比较，指出乡村小工业比大工业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无须走欧美那种先集中于城市、再分散到乡村的工业发展路径，从而在费孝通等魁阁学派学者和西方原工业论学者之前，就深入阐述了乡村工业的重要地位。何廉、方显廷、陈振汉、宋则行等还从中国实际和欧洲经济历史出发，对计划经济思潮和政策展开深入研究，指出自由放任和计划统制在历史和实践当中并不是简单划一的对立关系，而往往是相互交织的，由此提出“有计划地自由经济发展”的主张，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和《第一期国家经济建设总方案物资建设五年计画草案》等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内容。

　　在立足中国深入研究的同时，何廉等学者还有着非常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如前所述，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仅使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而且常常会大量征引和参考欧美国家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发展经验，做到“用其言而观其行”，最终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主张。与此同时，他们也始终保持与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往来，不仅通过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研究资助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几乎每年都选送本院教师和毕业生赴国外名校进修，因而能熟悉国际学术前沿，在凯恩斯革命刚兴起之际就将其纳入了南开的课程，并运用其理论分析中国的货币、就业等现实问题；同时还创办了多种英文期刊，发表自己编制的经济指数和中国工业化等领域的调查研究成果，送藏国外主要大学和图书馆，有的还被翻译成日文，因而很快就成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直到今天，这些论著仍然被很多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广泛引用。

　　中国化的研究和国际化的视野，不仅使何廉、方显廷、陈序经等南开学者能够立时代之潮头，引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使得他们彼此之间能够以宽广的胸怀求同存异，共同推进事业的发展。在土地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上，何廉和方显廷有着不同的主张，但并不妨碍他们长达二十年亲密无间的合作。在乡村工业的价值和意义上，陈序经和方显廷的观点几乎截然相反，但他们仍然真诚合作、共同推进高阳等地的乡村调查。1938年，陈序经在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与来昆明求职的青年学生吴于廑见面交谈后极为欣赏，当即决定免试录取他为研究生，并推荐他去重庆跟随当时主持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方显廷学习经济史，成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吴于廑也不负所望，在从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成毕业后又考取庚款公费赴哈佛深造，后来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何廉在回国之初就考察了国内十多所名校，对经济学课程大量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很少涉及中国国情和分科太细、过度专门化的状况深感忧虑，到南开任教后立即着手对自己的财政学等课程进行改革，搜集中国经济实践方面的资料，编写符合国情的讲义，深受学生欢迎，由此形成的《财政学》教科书很快被全国各高校广泛采用，成为畅销教材，直至近百年后仍被纳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再版。而此时的南开在经历过“轮回教育”风波之后，也颁行了国语授课和使用本国教材等措施，并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明确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办学理念和“土货化”发展方针，这正与何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张不谋而合。

　　在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和经济学院之后，何廉即以“经济学中国化”为中心，对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加强了改革。为了推进教材和授课的中国化，他鼓励方显廷、刘朗泉、吴大业、巫宝三等教师先后编写和改编了《中国之工业讲义大纲》《中国商事法》《统计学之原理与方法》《经济学》等一系列经济学教材，充实了大量有关中国经济的资料，更加适用于中国大学教学的需要；同时还组织南开经济学院教授每两周一次集中讨论经济学术语的中文标准化问题，由此发展形成的《经济学名词》一书，后来被教育部公布并在全国各大学推广使用，使经济界同行都能分享南开学者在经济学中国化方面努力的成果。

　　针对专业划分太细、知识过于零碎和学生不能学以致用的问题，在前述引进多学科人才、开设综合性课程的同时，何廉要求经济学院第一年只讲授公共课程，第二年介绍经济学基本课程，三年级以后再划分专业；在经济学专业课程中，也以各国经济史、经济地理和劳工、会计、贸易等应用类课程为主，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各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历程和中国经济的现实，纯粹经济学理论类的课程仅占1/4左右。此外，何廉还参照理工科的教学实验室，创设商品陈列室和会计、统计、银行实习室等，陈列主要交易商品、商用文件单据和统计图表等，并邀请有合作关系的工商界人士来指导讲解，学生也在大学第四年根据自己的专业去银行、企业或农村进行实习，以进一步培养其实践能力。

　　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北京协合医学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金陵大学联合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何廉当选主席，为了配合协进会促进农村复兴等工作，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国内率先招收经济学研究生，同样以中国化和面向现实为培养方向，第一年学习基本课程，第二年分赴各地作实际考察，进而针对具体经济问题写成毕业论文，到1952年，共计招收了14届80名研究生。在国内外很多名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军人物中，我们都会发现这些昔日南开学子的名字，如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任职的吴大业、杨叔进、桑恒康、潘玉璞，加拿大约克大学的陈志让，北京大学的陈振汉、赵靖，清华大学的周华章，中国人民大学的陈余年，北京师范大学的陶大镛，复旦大学的宋承先，辽宁大学的宋则行，武汉大学的吴于廑、王治柱，中山大学的王正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毓铨、聂宝璋、王宏昌、吴兆契，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雍文远、胡应荣，国家计委的勇龙桂，国家统计局的支道隆，中国人民银行的周林，以及在南开继续任教的滕维藻、杨敬年、陶继侃、钱荣堃、张隆高、熊性美、李竞能、何自强，等等。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南开经济学中国化和服务国家的理念，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南开创办于国家忧患之际，素以为国育才为己任，张伯苓老校长曾以“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励南开师生的爱国热忱。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激励和鼓舞着一辈又一辈的南开学人不断前行。

　　1948年10月，张伯苓卸任南开大学校长，邀请何廉来继承他的事业，并评价“南开事业可谓继起得人”“他勇敢担任这个教育人‘利’最大的事业，我心里非常安慰”。在就职典礼上，何廉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有三：一、使青年人对处世和治学方法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和个人事业前途以及整个人生观能有独立公正的思考判断与抉择能力；二、不必使学生都成‘通才’，但应具有广泛的知识；不必使学生都成‘专家’，但应具基本的治学方法；三、不必能使学生成为‘完人’，但应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公共精神，消极的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积极的要做到急公好义、勇于负责。这三点，也是南开校训的‘公’和‘能’主旨所在。”

　　这也是何廉先生总结多年教学管理经验，对南开精神的进一步阐发。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南开精神的核心也在于允公允能，培养青年人处世和治学的正确观点和态度，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将个人事业前途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大公之中进行思考、抉择，实现自我之能。为了实现这一核心目标，需要坚持“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和“中国化”的办学方向，这既包括通过严谨的校风、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切合中国现实的教学实践来培育南开学子专精的治学能力，也包括综合性的课程、多元化的训练和面向社会的培养方案来陶冶青年学生博通的知识素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扎根祖国大地，励志奋斗，求真治学不断深入，服务社会力行实干，才塑造出了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急公好义、勇于负责，走在时代前列的南开新青年。

　　君子其逝，遗泽绵长。在何廉等老一辈学人的身后，南开又走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学者，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传统，传承和发扬历经百年沉淀的南开精神，积极作为、勤奋工作，为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南开迈入新百年新征程，南开学人也必将担负好历史赋予的责任，秉公尽能，续写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