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文萃

我在校刊《人民南开》那三年

来源:南开大学报第1412期   发稿时间:2021-04-01

刘绍本

 校刊不是学报,它的报道性很强,在校园里是报纸型的宣传品;而学报则有很强烈的学术性,是刊物杂志型的科学研究成果汇集。在南开大学酝酿和初创时代,“校父”严修与张伯苓校长就支持并赞助在社会和中学校园颇有声望的报刊。1919年5月14日,津门各校学生代表集会,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为推动爱国运动向前,加强各校师生联系,进一步唤起民众,会议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任主编。当年5月26日出版的《南开日刊》,仍隶属于南开中学。因此前就有的《南开校风》和《南开思潮》等,能够快捷发布运动消息和舆论文章,故将周刊《南开校风》改称《南开日刊》,此刊1916年9月18日第三十八号上,便发表有周恩来《吾校新剧观》,日发行几千至万余份,一时成为爱国运动的名刊。
  转过年去,历史进入20世纪20年代,新兴的大学将自己的校刊确名为《南开周刊》。那时,许多大事和人物活动,都能在校刊的版面上得到反映。1922年末,美国罗氏基金团来校考察,听到化学家邱宗岳用英文讲授专业课,来宾非常认可学校的办学质量,决定捐资建设科学馆,供理科学生上课和作实验,次年“思源堂”交付使用;1925年末,国民军围攻冯李军把守的津城,激战累日,民众饥困潦倒。南开大学师生立即成立救济队,近津和长途两队一齐出发开展赈济,队长丁子培在1926年第二十七期《南开周刊》上,报道了《救济记实》,详细记述慰问灾民的始末。不仅如此,对于活跃于校园的教授专家,也时有人物追踪记写。如1923年张校长延聘到校的历史学博士蒋廷黻,1924年4月26日《南开周报》上对其学术追求和施教方法进行专文报道。蒋氏自称:在南开大学“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聘书日期结束前,他一直是《南开周报》等校刊的学术顾问。这些校史资料记载,使得后来者留下深刻记忆。直到30年代,穆旦(查良铮)已经从天津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曾在校刊《南开高中生》上发表过多首热情洋溢的爱国诗歌。1938年6月西南联大成立,他的诗情依然不减。
  上世纪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所大学复员京津。1949年经“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岁月,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后,校刊《人民南开》应运而生。学着党中央《人民日报》的样子,将报头“人民”二字和校牌“南开”二字各敬重地取来,四字一体结合而成。铸版后,及时出刊;四开四版,每周发行。那些年学校发展极快,从1949年至1959年,教职工从404人增长到1006人,学生从992人增长到3767人,基建面积也从2万余平方米增加到11万余平方米。其实招生名额和基建指标稍好办些,教师和干部队伍建设却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于是1958年前后有个政策出台,从在读的各系青年学生中间指派些人“提前毕业”,直接补充到非关键性岗位,锻炼成长。当时我正读大三,1958年底到校刊《人民南开》编辑部报到时,只见有五十年代初经济系毕业的蒋哲时在那里负责,由校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楚云书记和张义和部长时常过问,并一道组织学习组研讨理论原理和时事政策。我感到,来校刊当编辑与在校广播社做社团工作多有不同:那凭着满腔热情,按照校团委钱玉麟、李国骥具体指导办事就行了。现是成了“准”干部,十分看重全局意识和思想观念,每月按肄业生发放工资,头两个月还不好意思去财务科领取,是蒋先生代领出来的。记得刚到校刊不久,师姐欧阳拔便被批准离校随军去了。后来陆续增强有生力量,从历史系学生中抽调来姜尚谦,从复员转业军人中选调来傅宝财。编辑部充实了,人员也有了分工:蒋继续统筹全面并负责头版要闻;姜负责二版教学;我负责三版学生,并联系四版副刊。那时由文科学生组成的副刊编辑组,在第一学生宿舍楼有个办公的地方。几个同学曾致信郭沫若请求题签,不久得到回信,就在去信纸的空白处一连写了好几个“南开园”行书供择定选用。为了加强校刊编读者联系,各系先后都成立了通讯组,每周三下午在行政楼聚会,数学系通讯组长便是年青有为的侯自新,外文系通讯组的刘煜宗善写长篇大稿,交来多篇人物访谈。那时各版时见对校园人物的采写,比如文科的李霁野,理科的肖采瑜、綦秀蕙夫妇,工勤人员高师傅,体育教研室器材室刘师傅等等。
  1958年,学校党委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办学方针,“走出去”上山下乡进厂的教学实践活动多了。校刊相应地加密刊期,记得师生们投入“双革四化”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出报;1960年由副教务长滕维藻带队,沿大清河到文安县左各庄、大柳河一带支援“三秋”,别的来不及,就带着手刻蜡版油印机随行,编印《三秋战报》,虽不入校刊的统一编号,但鼓舞士气和丰富多彩的办报理念一直坚守着。直到1962年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校方娄平副校长给大家作报告,说是1958年后提前毕业的学生可以申请复学,不算是“跳槽思想”作祟。于是我又结束校刊的三年生活,返系继续读完四、五两个年级,随1959级入学的同学于1964年毕业。这样,我从1956年到1964年在南开园生活了八年,不是本科后读研,也不是连续“蹲班”,而是读书时插进了一段为期三年的《人民南开》“编写实践专业”。那年趁校庆返回母校,对返校生赠礼中竟有一份扩版的校刊《南开大学报》,说是从《南开周报》开始的办刊改版而来。悠悠校刊办报历史上,我和诸位同事投入身心的《人民南开》那三年,终生难忘。
  巍峨百年,壮我校园;菁菁学子,感恩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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