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与中国近代教育

来源：《南开大学报》2020年5月22日第1398期

陈鑫

　　通观中国近代教育史，严修实为一位具有全局影响的重要教育家。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围绕教育的改革议题常常处于风口浪尖，而严修正是一位伫立潮头的教育改革者。他的教育生涯有两条脉络。一是作为清朝教育主管官员参与宏观的谋篇布局，二是作为天津士绅领袖主持民间的教育实践。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严修始终清楚地意识到“教育之系于国家密且大矣”“教育不普及则民族日趋于拙劣”。他以培养人才、广开民智、造就国民、传承文明为己任，将教育作为医治“中国之大病”的良药。
　　严修曾任清贵州学政、总理直隶学务处、学部侍郎，先后主持两省教育工作，进而担任全国教育事业的重要领导者，积极推动改革，将中国教育史引入一个新时代。在任官之外，严修曾两次卸职归家。一次是戊戌变法前夕，遭“守旧”势力排挤，居家6年。另一次是清末，遭摄政王打压，对政治彻底绝望，从此隐退近20年，直至去世。亲历过江山易代，眼看着世事纷争，严修一方面感到对混乱政局无可奈何，但另一方面又无法释去对家国天下的强烈责任感，于是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教育与社会文化事业中。严修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下面仅撷取其在宏观层面的三项贡献与教育实践中的思路，略窥其梗概。
　　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废除严修本是科举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他深刻认识到八股取士之弊。因此1897年他任贵州学政期间，冒着获罪于守旧派的风险，上奏折请求在原有科举考试之外，另开经济专科，选拔有用之才。所谓“经济”，是指经邦济世之学，包括了解各地经济社会状况，懂得数学、制造、测绘技术，熟悉国际法、外交等。奏折呈递后，得到皇帝认可，同意先开特科进行试验。经济科的建议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恭亲王奕?等认为严修的建议周详可行。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直言，此举为戊戌变法“新政最初之起点”。可惜的是，由于戊戌维新以失败告终，经济科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就被慈禧太后废止，胎死腹中。
　　进入20世纪，彻底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此时，严修又发挥了关键作用。1905年8月8日，总理直隶学务的严修与即将公派赴日考察的学绅卢靖等面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力陈只有停科举，才能排除旧观念、旧制度的干扰，使读书人安心进入新学校学习。于是袁世凯与张之洞等联衔上奏，获朝廷同意，9月2日颁上谕停科举。从此中国结束了历时1300年的科举制度，教育正式进入了现代化的学校制时代。
　　提出中国首个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学部（教育部的前身）刚刚成立，担任侍郎的严修便将明确宗旨作为第一要务。他综合各方意见，拟定了五项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以学部名义上奏折，请朝廷颁上谕宣示天下。五项宗旨中，前两项体现了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产物。重要的是后三项，切中时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颁布的教育宗旨，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精华被后继者传承，很长时间里指导着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奏折提出：“中国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尚公”强调培育“爱国合群”的精神，“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尚武”是在国家积弱、列强环伺的背景下提出的，要让学生“发育其身体、严整其纪律、造成完全之人格”，以期“人尽知兵义”。“尚实”借鉴了英国的实验主义思想，将科学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教育重点，“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
　　严修结合自己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对中外教育的观察，从当时各类学说中择善而从，推动“三尚”成为国家颁布的教育宗旨，功不可没，影响深远。主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体系20世纪初清王朝颁布了新学制，提出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校体系，但一时还没有形成与之适应的各级行政组织。严修曾专程到日本考察学习教育行政，任职直隶学务处期间开始实践。学部成立后，严修参与主持建章立制，构建起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新教育行政体系，使新学制实施、新学校兴办有了初步的行政保障。
　　首先是明确学部自身官制，即中央教育行政架构。学部官制以日本文部省官制为蓝本，结合中国传统官制特点，为科举停废以后新旧教育的过渡衔接和全国学务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在省级教育行政方面，严修推动设立提学使司，结束了此前学政与学务处双轨并行、新旧杂糅的局面。在府厅州县，严修开创了劝学所制度，作为教育行政体系的基层单位。劝学所为官督绅办，是介于官绅之间的机构，其职责包括讲习教育、按户劝学、推广学务、统计教育情况汇总上报。在国家尚无法大量增加公务人员编制的情况下，劝学所依靠士绅力量推进地方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颇著成效”。
　　正是在严修的主持下，近代中国初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体系，“由此掀开教育高速发展的序幕”。
　　办学实践的主要思路以上这些宏大议题的提出，与严修在微观层面大量多样立体的办学实践与思考是分不开的。严修之孙、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严仁赓曾将祖父的基本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概括为四个“并重”：男子教育与女子教育并重；学龄教育与学前教育并重；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重；德智体美四育并重。这一概括反映了严修思想与实践的全面性。引申而论，“并重”既是一种平衡，也是一种强调。即，在女子教育、学前教育、社会教育、体育、美育等还没有引起社会足够关注的情况下，较早地开始强调其重要性，以办学行动唤起人们的重视。同时，“并重”也是一种理性，严修教育理念中有一种对“补偏救弊”的追求，不随波逐流。在以上四个“并重”之外，还可再补充的是，严修对培养精英人才与普及教育、造就国民的并重，这是他各项教育思考与教育实践的初衷。此外对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并重，也是严修思想中非常突出的。
　　严修的教育思想源自对传统的反思，与对欧美日本经验的借鉴。难得的是，他一生坚持自省。他晚年曾严肃地审视自己教育实践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他以“实事求是”“本其国情”的态度，创新与守正并举，力求将古今中西熔铸一炉，形成了自成一家的教育思想，其精神内核时至今日仍具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