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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的人格

来源:《南开大学报》2020年5月22日第1398期

刘运峰

  爱因斯坦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质量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段话虽然不是为严修而讲,但用在严修身上却很合适。

  严修的著作并不是很多,寿命也不是很长,他一生处在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治学和做事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远远没有实现他的抱负。因此,就立言和事功而论,严修也不是同时代的佼佼者。

  然而,严修的人格却极少有能与之匹敌者,而且,时间越久,就越能感受到严修人格的卓越和难以企及。

  严修的人格主要不是体现在他平时的待人接物,也不是体现在他为官的清正廉洁,而是体现于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选择。

  张佩纶是严修的老师,严修的学业深受张佩纶的引导,严修对他非常尊重。但是,严修坚持择善而从、独立思考,他对于老师“若夫宜古宜今、有体有用,莫如读史”“当为‘五通’之学”的告诫言听计从,但对老师关于“通经实不足以致用”“宋元明书万不必看”的说法则持保留态度。他一方面在小学、史学上下功夫,同时将宋儒的义理之学当作自己的立身之本,不断修炼自己的心性。他尊重老师,但并不盲从,更不把老师的主观论断当作判定是非的标准。老师在朝中如日中天一言九鼎之时,严修并不上前攀附,而当老师在马尾海战中一败涂地,国人群情激奋、皆曰可杀,清廷将其革职遣戍的时候,严修却依然保持对老师的同情和尊重,并试图筹集资金,赎回在张家口军台效力的张佩纶。当有人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地写诗、作联嘲讽张佩纶时,严修及时阻止,称文人的轻薄之作,不可存留。

  如果说张佩纶之于严修还是学业上的引导,那么,徐桐则对严修恩同再造。严修的乡试、会试、朝考,徐桐都是重要考官。徐桐对严修极为赏识,给严修的进身之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政治主张上,师生二人存在很大的分歧,严修主张维新,徐桐极力守旧。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的一系列新举措让徐桐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以致连续4次让严修吃“闭门羹”,并在门房贴出字条:“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这无异于把严修逐出了师门。对此,严修非常痛苦,但又无法在恩师面前进行辩解,只能负重前行,在革新的道路不断推进。虽然不能拜见老师,但对老师却充满了感激之情。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徐桐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自杀殉清。严修闻讯,泫然落泪说:“吾师仁人,为人误耳。”

  在处理同袁世凯的关系方面,严修的卓越人格令人印象深刻。由于徐世昌的引荐,严修结识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两人一见如故,甚为投缘。严、袁二人,一文一武,均有维新之志,因此惺惺相惜,互为知己。袁世凯任军机大臣期间,力荐严修为学部侍郎,使严修得以一展所长,二人常常会面,配合默契。但是,好景不长,1908年,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后,皇权落入摄政王载沣之手。载沣慑于袁世凯的权势,上台不久即削夺袁世凯之权,命其回河南老家养病。袁世凯被夺权时,他的旧部、同党都装聋作哑,袖手旁观,惟有严修冒死上疏,坦陈利害,认为应当客观对待袁世凯的功与过,不应轻易贬谪。可惜的是,严修的奏折如泥牛入海,朝廷不予理会。袁世凯被迫出京回原籍,而前往车站送行者仅有严修等寥寥数人。严修的冒死进谏,触怒了摄政王载沣,时隔不久,朝廷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罚俸半年,不准抵消”进行惩戒和警告,严修只好请病假辞职归隐。对此,严修并不后悔,因为他的上疏并非出于私交,而是“本为衰朝惜异才”。

  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重掌大权,反复邀请严修作为南北议和代表为其效力,严修力辞不就,因为他对混乱的时局并不看好,深知自己难有作为。但他仍尽一己之力,积极为各方牵线搭桥,希望通过和谈解决纷争。民国建立,袁世凯成为总统,以教育总长委任严修,又遭严修婉拒。为了避官,严修自请率袁氏诸子赴欧洲游学,远离权力斗争的中心。

  严修与袁世凯私交甚笃,但是,在事关朝纲国体社稷安危问题上,严修却没有丝毫的含糊。1915年8月,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推行帝制造舆论。对此,严修先是托人向袁世凯进言,随后又于8月19日进京面见袁世凯,表示“若行兹事,则信誓为妄语,节义为虚言。公虽欲为之,而各派人士恐相率解体矣”。严修不顾私交,力阻袁世凯称帝,意在“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言”。但是,袁世凯称帝之意已定,已经听不进严修的逆耳忠言,严修规劝无效,即和袁世凯拉开距离,决不参与其事。

  不出严修所料,袁世凯甫一称帝,天下哗然,蔡锷云南起义,发兵讨袁,多方响应,袁世凯四面楚歌,被迫宣布退位。一时众叛亲离,树倒猢狲散,此时,严修却专程进京看望袁世凯。对此,袁世凯颇为感慨,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者,乃真国士也……严范孙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1916年6月6日晚,严修听到袁世凯亡故的消息,一早便赴京吊唁,并亲自送袁世凯的灵柩回河南章德安葬,极尽朋友之道。

  不因私谊乱国本,不以成败绝故交,这就是严修的人格。

  对于学生晚辈,严修也绝不以年高德劭自居,而是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他认为“人各有志,奚能相强”,但他特别强调学生要涵养道德,培育人格,成为“有志之少年”。他在给南开中学第一届毕业生的训词中说:“诸生今日中国少年之一部分也,勉之勉之,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周恩来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他的品格与才干给严修留下了深刻印象,称他“有宰相之才”。周恩来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时,被军警拘捕,迫于压力,南开大学只能让其退学,为此,严修特意设立“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赴欧洲留学。后来,有人告诉严修,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可否停止奖学金,严修的回答是:“士各有志”,仍一如既往予以资助。

  严修是旧时的“士”,他身处乱世独立不移、洁身自爱、重情好义、公而忘私的卓绝人格,为中国人树立了典范。百年南开应该永远记住严修,把严修的人格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