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先生的爱的哲学

来源： 《南开大学报》第1464期第3版

□ 张学正

凡是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没有不赞佩老主任李何林先生的。今年是李何林先生诞辰120周年，人们在怀念他，在许多场合谈论他，不断写文章纪念他。他是在人们心中烙下深深印痕的人。

在这篇文章里，我不讲他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北伐的光荣革命历史，不讲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的学术成就，也不讲他主政南开中文系24年的非凡业绩，只讲他人性的一面，讲他是如何把人当人对待的，讲他的爱的哲学。

“牛鬼蛇神”本是人

何林先生是经历数十年革命锻炼与考验的革命战士，又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学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立场鲜明，信仰坚定，站在正义的、真理的一边。他抵制不把人当人的极左思潮；他把“牛鬼蛇神”当人，对那些受到无辜迫害的革命同志伸出爱的双手。

1953级学生邱文治在毕业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想到未来，心灰意冷。毕业生的宴会他没有参加，而是独自一人在外面游荡了一整夜。第二天，何林先生把他请到家里作了一次长谈。何林先生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昨晚吃毕业酒，你不来，派人找你找不着。我是眼巴巴地望着的。”邱文治回忆说：“何林先生对我没有斥责，没有批判，没有空洞的说教，也没有虚伪的安慰，而是诚挚的同情，恳切的劝慰，热情的鼓励和真实的器重。”何林先生谈了丁玲、冯雪峰、黄药眠的革命经历，谈了人生“如何迎接艰难”。谈话充满了师生间的温情。经何林师的点拨，“那顽强的、奋发的、不畏任何艰困的我被唤醒了。”

1955级“右派分子”汪正章，在“文革”中与何林先生关在一个“牛棚”中劳动改造。汪正章因此精神萎靡不振，多日不理发，不刮脸，蓬头垢面。这时，何林先生劝他“要冷静、要沉着”，“别太难过，别垂头丧气”“你们都还年轻，来日方长，应当看远点、想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还规定汪正章：每周刮一次胡子，每月理一次发，“一定要养好身体，坚强地活下去”。

何林先生对打入“另册”者，是从不另眼相看的。

朱一玄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何林先生不嫌弃他，仍亲切地称他为“同志”；当众人对朱先生投以白眼、远远离开的时候，这一声“同志”的呼唤让朱先生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右派分子”邢公畹先生的母亲病逝，何林先生送花圈表示哀悼。他认为这是人之常情。而组织上却认为“这是立场问题”，并成为后来整他的一个“罪状”。

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受学生一致好评的许政扬、马汉麟两位先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白旗”受到批判，而何林先生却当着全系师生的面，称赞两位先生是“两匹好马”。许政扬先生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病倒，何林先生牵挂许先生的健康，破例为许先生申请了生活补贴。谁伤害自己，谁爱护自己，卧床的许先生心里明明白白。

何林先生从事实出发，从良心出发，认为这些被划为“敌人”的人都不是坏人，都应当公平地对待他们，应当爱护和保护他们。

“无边的爱”

爱是无边的吗？爱当然是有边界的。但如果把人当人对待时，爱是无边的；而不把人当人时，爱就消失了，死亡了。

何林先生似乎有一种爱的基因。父亲“仗义疏财”的言传身教，学校里“仁义之德”的熏陶，从鲁迅著作中获得的巨大精神力量，使何林先生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懂得博爱的人。

确实如此。何林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善待他的每一个学生。

1956年，何林先生招收陈鸣树做研究生。陈鸣树出身贫寒，身体瘦弱，何林先生就给他订了一份牛奶。后来，陈鸣树神经衰弱，严重失眠，何林先生又多次找校方交涉，为他借到一个单间住。

1960年，北京大学王瑶先生带的研究生刘正强分到南开中文系工作，何林先生很器重他，热心推荐他的论文发表。然而后来何林先生得知，因分居两地，刘正强为爱情婚姻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多年，何林先生忍痛放他走了。走前，又提前解决了他的讲师晋升问题，这让刘正强深受感动。他后来回忆说，从60年代到80年代，“先生不辞辛苦，为培养我而竭尽全力”，“先生对我的深厚情谊使我热泪盈眶”。

何林先生像慈父一般对学生关注得那么细心，关照得那么周全。陈鸣树在回忆文章中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

何林先生像关心自己的子女一样，尽力帮助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解决生活难题。

1955级的学生王海芬，两次调动工作，两次都请何林先生帮忙。那是1970年代，尽管当时何林先生也没有完全“解放”，但仍尽力相助。最后，她调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带领与指导下，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72年，1957级学生陈义敏处境艰难。这时，婆婆又病倒，需住院治疗，但交不出200元押金。情急之下，她找到何林先生，先生二话没说，把200元放到她的手里，并安慰她：“不要着急，快给老人治病。”陈义敏是含着眼泪走出何林先生的家门的。

何林先生在鲁博工作时，通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办理了数不清的繁杂人事手续，先后把南开毕业的陈漱渝、姚锡佩等人从中学和工厂调到鲁博工作。后来，他们都成为鲁博与鲁研室的骨干和鲁迅研究的名家。

何林先生像对待亲人一样善待每一个他接触到的人。

张奶奶是何林先生家的老保姆。“文革”中，何林先生与夫人的工资扣发，只给少量生活费。这时，何林先生不顾及自己的“牛鬼蛇神”身份，理直气壮向学校有关方面申请，为老保姆争取来一份生活费。后来，张奶奶年事已高，回到武清老家，何林先生仍然每月给老人家寄生活费。1976年唐山地震，何林先生担心张奶奶的安全，又把老人接回来住了一段。张奶奶感动地说：“李家是俺家的亲戚。”

最令人感动的是，“文革”初期，他作为学校的第一批“牛鬼蛇神”被揪出来，红卫兵把他拉出去游街、批斗，有人还打过何林先生。晚上，看守“牛棚”的学生在那里看书、聊天、通宵不睡。这时何林先生忘记自己是被专政的“牛鬼”，竟劝告看守的学生：“小同学，早点睡吧！这样会把眼睛累坏，把身体搞垮的。”他太爱自己的学生了！爱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何林先生的爱具有普惠性，他将爱无差别地给予许多许多人。

“文革”前，何林先生订阅的报刊较多，他看完后，就将有关的文章剪下来，分别插入一些教师的信袋内，供他们学习和教学参考。我就经常收到他的剪报。

何林先生出了书或买到一些好书，就寄给一些朋友和学生。有时几十本、上百本，他一一将书包好，写好地址，然后步行到附近的邮局寄出。有的学生说，他那在邮局排队寄书的身影令人难忘。他的书和信温暖着每一位收到书信的人的心。

1979年，我第一次开设当代文学课，就当代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问题，写信请教何林先生。何林先生早在1939年出版过《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是研究文艺思潮的权威。当时何林先生因白内障，视觉模糊，写字相当吃力，但仍一笔一画给我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切实感受到何林先生对于晚辈的一片殷殷之情、一颗拳拳之心！

何林先生把鲁迅“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贯穿于何林先生生命的是他永远地给予，而且不求回报。

一位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评价何林先生说，他有“无边的责任感”，他关心教师，关心学生，“他这种关心可以说是无边的”。其实，何林先生做的许多事并不是他的责任，而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把人当人的爱。这是一种无边的爱。

何林先生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不仅能以宏大的胸怀，原谅那些“背叛”过、伤害过自己的人，而且还以热烈的爱重塑这些一时迷失的“背叛者”、伤害者的灵魂。

1954年毕业的宁宗一，才华横溢，何林先生把他留下来做教师。当时宁宗一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和团的干部，血气方刚，在政治运动中曾多次批判恩师何林先生。但何林先生对宁宗一却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1963年教师晋升，何林先生不仅没有因为宁宗一批判过他而阻挠他的晋升，反而在校务委员会上为他力争。当有人仍企图拖延宁宗一晋升讲师时，何林先生拍案而起，大声质问：“只讲过两节课的人都升讲师了，宁宗一讲了整整九年的课，学生都一大帮了，还是助教，说得过去吗？”在何林先生的坚持下，宁宗一晋升讲师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987年，何林先生患不治之症，宁宗一四次从天津去北京看望何林先生。第三次去看望何林先生时，他已不能说话。宁宗一想起与何林先生交往的35年的旧事：何林先生把他留下来任教，亲自听他的课，有病时父亲一般关心、照料他，后来还帮他复婚，为他的晋升大声疾呼。可以说，何林先生为他操碎了心。然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去批判、伤害他的恩师。这时，宁宗一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脱口而出：“李先生，真对不住您！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他伏在躺在病床上的何林先生瘦弱的身体上大哭起来。后来，他“蘸泪”写了一篇《灵前的忏悔———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表达他的感恩、思念与愧疚之情。

宁宗一是一位有很强个性的人。然而在何林先生的教诲、关爱下，宁宗一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学会了怎样以爱的情怀、平等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学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今天宁宗一不仅成为一名受历届学生喜爱和欢迎的教师，而且成为一名国内的知名学者。他还在文学院大力倡导师德与文脉的传承，并身体力行，带头为文学院的老一代教师李何林、朱维之、华粹深、邢公畹、王达津、许政扬、朱一玄等先生写纪念文章，编印纪念文集，召开怀念恩师的会议，意在师生的心中建立起“师恩永恒”的观念，让一代一代学子将老一代点燃的心灵之灯一代一代传下去。

红烛燃尽，爱心永续

1987年1月，何林先生罹患癌症，但他仍坚持对研究生的指导。1月5日，他按预约与北师大中文系的几位博士生见面。他支撑着起床，由人搀扶着走出卧室，坐在客厅，整整三个小时，认真听完了三位博士生的研究报告，并一一作了详尽的指导。一位研究生说：“每当我想起先生最后一次指导时，总忍不住伤心的泪水。”

当何林先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时，他嘱咐家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可送医院供研究用”。

1988年11月9日，何林先生病逝。在南开、北师大师生及友人的强烈要求下，违背何林先生生前的“三不”遗嘱，人们仍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何林先生举生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灵堂内外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帐，为何林先生送行的长长的人流走过何林先生安祥的遗体，许多人掩面而泣！

何林先生去世后，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鲁迅博物馆分别为何林先生编辑出版了《李何林纪念文集》《李何林先生纪念集》。南开大学中文系1956级学生田本相先后在北京、天津、安徽、石家庄、云南等地进行调查访问，采访了50多人，写出了《李何林传》，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何林先生的纪念与怀念。

一支红烛熄灭了，但它的爱的火焰却永远照耀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