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社会革新家：严修

来源：南开大学新闻网  时间：2020年4月3日

梁吉生

　　严修是中国近代政治社会重大变革转折时期与时俱进、勇于革新的旗帜人物。早在70年前周恩来总理就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胡适说：“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直称严修为南开“校父”。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天津人，诞生在一个富裕的盐商家庭。严修青箱传世，饱读诗书，秉承书香门第的勤学传统，又较早地受到开埠后天津西方文化的濡染。一路走来，严修沿着封建科举的路子顺风顺水，直到中进士，被授翰林院编修。1894年任贵州学政。以后官至学部侍郎。

　　严修的青年时期，处在旧时代即将落幕、新时期喷涌欲出的时候，是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时代。严修虽然居于上层的特殊群体之中，但他不是平庸浮夸的知识人，他有着商人家庭奋力拼搏的熏陶，有过贫瘠边陲的生活经历，与家乡社会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社会的肌体日益腐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使年轻的严修忧怀祖国，孜孜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影响中国人命运的最大时间，充满着过渡时代中西碰撞的激情和痛苦。社会变革和转折，需要文化或价值理念的转型。戊戌变法使严修在短暂的“维新”中看到了新文化的力量，看到了朦胧的追求的理想。时代塑造和改变着严修。他代表的是一个不墨守成规于传统体制的、带着青春锐气的、对社会现实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形象。严修的文化意识和作为有一种很高的现代性。他对国家的情感有他们那一代成长时代的特殊性。严修作为近代变革时期的社会革新家，表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时局多方面的关怀，发挥了创造性的力量。严修的社会革新主要有：

　　第一，革新传统教育。严修社会革新的实践是从担任贵州学政开始的。严修从1894年12月29日接印上任，至1898年1月7日任满离黔。在三年有余的时间里，他深入社会实际了解各地民情，考验州县生员，阐发为学要旨。针对当时士人普遍存在的“言不顾行，行不能顾言”，“所用非所学，所习非所用”的弊端，积极树立新的育才价值取向，倡导“敦品励学，讲求实用”的选科取士的良好学风，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廓清了思想和观念上的痼陋和积弊。京城维新思潮的涌动，激励着严修的革新勇气。1897年10月，他提出了“经济特科”的主张。他主张适当打破传统的选材取士的常规，不拘一格选用有真才实学的新人，这就撕开了科举取士制度的一个缺口，成为“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

　　第二，倡导新教育，创办新学校。新教育是从科举的“出身本位”向新式学校“学识本位”的制度化转型，关系到国家人才观的重大变革。1898年，严修在自己的宅院建立严氏塾馆，聘请张伯苓教授子侄英文、算学、理化等课程。张伯苓以新的教学内容和新的教学方式把新教育的样式安放进儒学制度中，把严氏塾馆作为“赋予教育一种人情味的尝试”，从而开启了新教育之路。严氏塾馆集西学与中学兼顾的教育理念及新教育的经验是独步天津的。严修在塾馆教育中所探索的，正是他仿学西方新式教育的实验，也是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对早期教育现代化的一种追求。1904年，严修、张伯苓等人在塾馆私学的基础上缔造了私立南开中学的滥觞，为社会转型时代的教育确立了醒目的标尺。南开中学作为一所全新的新式学校，很快在天津的中等教育中显示出办学特色。新式教育的蓬勃朝气和先进性，受到社会的好评。

　　严修有了家宅办学的推动力，随即联合天津有识之士积极推进地方小学教育的发展，相继成立民立第一小学堂和民立第二小学，主持创办官立小学3处。严修还推动地方设立教员补习所与教育研究所。1904年又推动地方设立官办小学多处，筹设工艺学堂1所、半日学堂9所。几年时间里，仅小学天津就建成20多所。民国初期，天津成为北方教育发达的中心，天津青少年入学率在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佼佼者。

　　为了提高小学教师的素质，严修成立了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开拓教师视野，提高教学水平，并且选拔优秀青年教师资送赴国外深造。在严修的苦心孤诣下，天津形成了一个与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相适应的教育家群体。其群体思想影响和人格力量，为天津新教育的开创性发展打下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基础。

　　严修出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主持全省教育时，依然大力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据《大公报》1906年统计，直隶各学堂学生已达86652人，其中初级师范78处，计学生3999人，另建县传习所12处，学生504人。与此同时，遴选合适人员积极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和学生启蒙读物。在严修主持下，直隶省成为新教育蔚然成风之地。

　　第三，提倡女子教育。严修主张男女平等，女子应该受到教育。早在1902年就办起严氏女学。民国以来，女学又先后成立高小班、中学班，1923年协助张伯苓建立南开女子中学。对于女子教育，严修十分重视文化知识与职业教育相结合，让女学生能够感受到有一技之长的兴趣。在他的倡导下，天津女子教育较早地发展起来。

　　第四，创办南开大学。从经营中小学到创办大学，是严修教育思想的一个大跨越。以南开一己之力创办一所民立的大学，社会上有许多怀疑。北京就有人公开说，北平许多学校正在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他们有什么本事在这个时候来办个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严修、张伯苓勇敢地迎接了这个挑战。他们认为，中等教育仅为国民教育的初步，只有大学才能够应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頡頏。严修以年近花甲之龄，不顾身衰体弱依然赴美国与先期抵达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伯苓汇合，一起考察教育，一起学习教育知识。他克服英语听力障碍，请张伯苓做他的小先生，给他单独讲课，以弥补西方先进知识的不足。严修在美国所表现的温文尔雅、礼贤下士的君子之风，受到美国人的钦赞。杜威访问中国时，曾听张伯苓向他讲述严修的为人，杜威感动地说：“（严修）他们肯定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礼仪教育。他们像日本一样礼貌，但又不拘泥于形式，看上去很自然，但像严修这样则是少见。”1918年末回到天津后，严修不顾刚刚丧子之痛，拖着疲惫的病躯，与南开同人先后赴北京、太原、保定和南京拜求各地军政长官为南开大学筹集建校资金。严修自己还带头为南开大学的初创给予物质帮助。1919年捐购书款2000美元，又捐中文典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赠予南开大学图书馆。严修虽然不是集宏大教育思想与伟大实践于一身的教育家，但严修以不可复制的定力和信仰构建起巍峨南开大厦，在中国近代教育谱系中为南开缔造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

　　第五，移风易俗，重建公共生活。转型时代重建公共生活，推进社会现代化建设，需要对以往公共生活伦理重新审视。严修没有激进化的勇气，但严修深深感到，中国的城市生活没有现代契约社会、法治社会的训练。公共领域的乱象尤其公权力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加上封建社会遗留的失序，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他对南开有一个激励有章、赏罚得法的良好体制机制，以及南开各种设施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甚感舒心和安慰。他秉持“专以启钥民智为己任”的担当，深知学因人彰，德以人传，社会的治理最需要的是有典型的培养和带头的改良。严修继承发扬优良家风，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带头倡导现代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移风易俗，赈济灾疫，改良社会。民国成立，严修不以遗老自居，率先剪掉辫子，废除跪拜礼，避而不见蜗居来津的逊帝宣统溥仪。

　　严修反对嫖娼、征妓、纳妾等社会陋俗，他本人洁身自重，“终身耻作狭邪游”。他呼吁禁止售卖淫书，痛诋赌博之风，对有赌博癖好者如梁启超、林墨青等名士，他也常相规谏，劝其以改“樗蒲之好”。他还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严宅首倡改结婚乘彩轿为马车，改新郎不迎娶的津俗为新郎骑马亲迎。这两项均为“津邑之创格”。他不主张过寿庆，每逢寿日他就外出避寿。家中有红白大事，不请客，不受礼，丧事从简。在严修家，对传统与信仰的传承自小开始，孩子的富养并不是物质方面的富养，自信、主见，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良好习惯的养成，是严家的传家宝。

　　说到严修，南开人自然是一脸崇拜。严修是一个具有宽容气度、严谨节操、淡泊情趣、高雅气质的人，是兼具文化广度和思想深度的“通人”。《大公报》称赞他是旧世纪的完人。张伯苓说他的道德学问，万流共仰。重新检阅严修在时代漩涡中的思想光谱和历史抉择，他在南开和生命的天地里曾经展开卓有成效的开拓，他的身上始终洋溢着革新者的活力与热情。他那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在时间的长河中刻下自己的坐标，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启迪和珍贵的记忆。

　　在这严修先生诞辰一百六十周年之际，谨以小诗奉献给这位辉映先达，引领后人的智者。

平生德义人间颂

一百六十范孙公，平生德义人间颂。

清末民初危安事，一寸丹心报国情。

频年握槧思革故，世纪交替创新命。

莫言白日催华发，探究日美掇塞声。

旧学邃密慎扬弃，中西互补协力行。

毁家助学立民校，风流春水倚伯苓。

严氏女塾辟学域，男女平权树清风。

导范公益关社会，移风易俗扫愚萌。

流水高山琴静奏，郁然千载偍屚生。

（2020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