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改革、教育普及与现代国家——浅议严修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推动
李英姿
摘要：清末民初，许多仁人志士尝试以语言文字改革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突破口，严修即是 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支持官话合声字母、推动民族共同语形成所开展的一系列教育革新活动为 切入点，探讨语言改革、教育普及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严修在清末民初语文改革运动中发挥的 引领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西学东渐对其语言文字改革思想和实 践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严修；官话合声字母；民族共同语；教育普及；现代国家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很多仁人志士认识到语言文字改革对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性。通过制定国家统一的语言文字标准和规范，使语言文字能够便捷地传递信息，更好地服务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发展进步，从而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奠定基础。一个国家为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而进行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就是语文现代化。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等语文现代化活动即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当时社会上很多有影响力的精英知识分子上能影响朝野，下能联系普通民众，起到了纽带和中介的作用，使学界、民间与官方在语言文字问题上达成基本一致，极大推动了语文现代化的进程，严修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目前关于严修的研究基本限于教育领域，对其在语言文字改革方面的理念和实践则关注不多。本文拟从支持官话合声字母、推动民族共同语形成等角度探讨严修在中国语文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严修研究的维度，并梳理语言改革、教育普及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官话合声字母与教育普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老中国深陷民族危机，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简易文字、教育普及被看作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推手。为普及教育、启发民智，一些有识之士创制拼音文字试图解决汉字繁难的问题，史称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运动中诞生了20多种拼音文字方案，影响较大的有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蔡锡勇的《传音快字》（1896）、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劳乃宣的《简字全谱》（1907）等。这些拼音方案不尽相同，或参考拉丁字母，或以汉字笔画为基础，或利用速记符号，但目标一致，皆是让普通百姓在较短时间内能够读书看报。在这些拼音方案中，王照的官话字母影响最为突出。王照借鉴日文假名，以汉字偏旁作为基础，采用中国传统的声韵双拼方法，“自课以创制官话字母”，尝试用官话也就是俗称的北京话统一全国汉字发音。这样“借着字母，就认得汉字，日子多了，就可以多认汉字，以至连那无有字母的书，也都可以会看了，真是大有益处。以后咱们中国人，都能念书，添点学问，长点见识。”“借字母认汉字”这一思路获得了以严修为代表的上层社会革新一方的支持。严修认为官话字母与日本片假名略同，省便，可以用来辅助学习汉字，“当先使国人知拼音之利，可为汉字之辅助。……中等以下之社会，得此足以通信札、阅书报”，优于王仪型的《等韵便萌》、刘孟扬的《天籁痕》等其他字母书，是教育普及的基础。另外，官话合声字母还可以作为旗语使用。针对当时出现的对拼音字母可能危及汉字地位这样的看法，严修援引日本伊泽修二的例子指出这种忧虑乃是杞人忧天。伊泽修二本身是汉字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他以官话合声字母为基础编写的汉语教材在日本很受欢迎。严修认为这说明字母与汉字可以并存，“彼谓字母行则汉字废者，其将有失言之悔乎？”而对于那些固守传统，仇视官话字母的守旧派，如管学大臣张百熙、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严修则严词驳斥其“受文毒过深之故也。”
王照因为变法的原因成为罪臣，为了使官话字母能顺利面世，严修建议他把《音韵阐微》作为背书，“（严修）持书一函示余（王照）曰，闻君创制拼音字，深恐获罪，盖借此御定音韵阐微为根据，以保险乎。”此处严修手中所持之书即是清初的官修韵书《音韵阐微》。《音韵阐微》是清代李光地、王兰生把满语的“合声”（拼音）方法应用于汉文字音编纂的韵书，该韵书由圣祖康熙皇帝亲自部署编修，用于审定时音，是科举考试的用韵标准，具有权威地位。王照听从了严修的建议，在字母书之序言中专门写明：“乃不期而与圣祖旨意暗合”，并把拼音字母定名为“官话合声字母”，其中“合声”二字正是源于《音韵阐微》。因为有了《音韵阐微》作为依据，官话合声字母才不至于被封禁。为了使官话合声字母更完备科学，严修亲自“增王字母之数列为表”。严修还支持王照在北京大佛寺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学部堂司各官，除严范孙先生一人外，皆始终反对”。当时代表官方的学部绝大多数人属于保守派别，对官话字母持反对意见，对于王照要开办官话字母义塾一事不仅不支持，还颇多非难。在这种情况下，严修的支持就更加难能可贵，更突显其远见卓识。为了进一步推广普及官话合声字母，王照的学生王璞于1916年创办《官话注音字母报》，办报的做法符合严修的官话合声字母推广理念，因此严修常在该报发表文章以示支持，诸如《陈表叔竹轩公传略》《<新式旗语>叙》等文都曾见诸报端。
严修在自设的严氏家馆中“半日读经书，半日读洋书”，并试教官话字母，组织家里不识字的丫鬟、厨子、车夫等人学习。著名教育家、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黎锦熙对严修家学习官话合声字母的成效极为推崇：“严氏家里，人人都练习得很熟；丫头、老妈子、厨子、车夫都是能看《拼音官话报》，能用官话字母写信作文的。”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严修在当时都有着较高的社会威望，“为北方学术界重镇”，“德高望重，极受天津人的景仰”，因而，严修的家庭教学活动在事实上起到了宣传官话合声字母的效果，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效应，赢得了很多上层知识分子的认同。《上张管学书》中提到：“近天津有省笔字书，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其法用支微鱼虞等字为母，益以喉音字十五，字母 四十九，皆损笔写之略。汝提报之假名字。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
普通百姓只要掌握官话合声字母便能很快读书写字，官话合声字母无疑可以看作是普及教育的一条捷径。这让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看到了救亡图存的希望。于是，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王用舟、刘奇峰、张官云、世英、祥懋等人于1903年上书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事”，理由是“近见自严太史修家所传出之《官话合声字母》，系仿国书合声之法，制为字母五十，喉音十二，转换拼合。凡口中所能言之音，无不能达，且专以京音为主，便利通用，莫逾于此。诚能推行，则亿万众愚夫愚妇，能言者即能文，无用者亦有用矣。”袁世凯“一生事功乃练兵、兴学二项，练兵，世凯自任之；兴学，则以范孙先生任之。”因在教育办学方面信服严修，袁世凯很快批复：“据禀已悉。国民普及教育，必由语文一致，而成为东西各国之通例。该学生等所呈官话合声字母以及切合音之法，包括一切语文，与吾国古时文字单简假借同音之例，初不相背，果能通行无阻，诚如日本伊泽氏所谓简要器具者。”并决定从1904 年开始试教官话字母，“批饬保定蒙养半日各学堂并驻保定各军营试办”。直隶学务处“查字母之利，大端有二：一则可为教育普及之基，一则可为语言统一之助。”因此，直隶学务处为推行官话合声字母提供政策、资金、人力、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因而直隶地区官话合声字母推广得最早，也最得力。这不能不说与严修的努力及影响力有密切的关联。
自清朝政府开始动用行政命令推行官话合声字母后，官话合声字母的推广路径正式从自下而上转变为自上而下，这是其他任何拼音方案都没能实现的。及至1907年，浙江桐乡人劳乃宣在王照所创字母的基础上增加宁、吴、闽、广音各若干，编成《简字全谱》，官话字母在长江以南地区也广为流传。《官话合声字母》从1901年出版到1910年被摄政王载沣查禁，“十年之中，坚韧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出版的“初学修身伦理历史地理地文植物动物外交等拼音官话书，销至六万余部”。王照认为：“袁世凯提倡官话字母，间接助余之处甚多。”而官话合声字母方案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拼音方案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严修等上层社会精英人士的支持。如果没有严修的身体力行，恐怕袁世凯不会轻易接受官话字母，更谈不上政府层面的提倡和推广。虽然后来官话合声字母被封禁，但是其经验和影响为中国下一阶段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民族共同语与现代国家
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与语言统一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官话合声字母是切音字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新创拼音方案代表。严修指出，字母能够实现言文一致，不仅是教育普及的基础，还有助于语言统一。语言统一则是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因为“世界各国文字，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拼音简便，虽极钝之童，解语之年即为能读文之年。”所以王照再三强调他的字母是“专拼俗话”的，“万不可用此字母拼文词”，字母运动实际上是一个“白话教育”的运动。胡适也认为：“拼音文字必须用白话做底子，拼音文字运动必须同时是白话文的运动，否则是单有符号而无内容”。“中国的下层（小学）教育……非制出一种沟通文语的文字，使语言文字合二为一不可。”即“言文一致”。在严修看来，“言文一致”是百姓识字、普及教育、救国富民的利器，这也是严修大力兴学的目的。“文言不可以喻俗，俗不遍喻则教育不能普及，教育不普及则民族趋于拙劣，处群雄竞足之势，将不可以存。”只有拼音字母拼写白话，言文一致，我手写我口，才具备了教育普及的前提，从而实现启发民智的目的。除了在创办的劝学所专门设立注音字母讲习所教授官话合声字母，严修还主张广泛采用白话演说、发布劝学白话告示等方式进行劝学。严修主持编写了《劝学白话》，“这篇白话按句一念，即可以明白的，所以光念不讲，亦无不可。”“凡有庙会集市人多的地方，讲说最好。或者是庙前树下寻常讲说的所在。就是亲朋谈话的机会，拿这篇白话说说就好”。每逢五、十的集市日期，直隶沧州学属明伦堂的宣讲所即对民众进行宣讲，宣讲的内容是《国民必读》及有关时局编成的白话，以开启民智。《国民必读》是陈宝泉与高步瀛在严修授意和指导下采用白话文编纂的图书。白话更容易被平民百姓理解和接受，因此很受欢迎，比如与《国民必读》类似的《民教相安》“以启发直隶国民之知识，印行十万册”。通过大量白话宣讲，不仅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也使普通百姓更多地了解时局。
严修与同期赴日考察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二人同日本著名教育家、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伊泽修二多有交往，伊泽修二认为，“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
在伊泽修二看来，语言统一才能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在中国当时的形势下，统一语言无疑是最迫切、最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拼音拼写白话，能够实现言文一致，这是语言统一的基础和前提。由官话合声字母到“言文一致”，再到语言统一，顺理成章。《官话合声字母•凡例》中第二条就指出：“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语，外此诸省之语，则各不想通。是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可见，《官话合声字母》在创制之初就着眼于民族共同语问题。所谓“公用之话”就是官话，也就是民族共同语。之所以取“京话”作为民族共同语，是因为其数千里皆解，最为通用，自然易于推广。因此，《官话合声字母》方案发布之后，“统一国语思想很快形成。”严修认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此处将语言统一与“中国”、“国家”的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因为语言不统一不利于国家管理，因此要进行改革，必须“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恰”。日本的各地方言本来相差悬殊，但是“近年文化称盛，百人中识字者恒九十有奇，贩夫走卒皆能读书阅报，固由强迫教育之效。”因此，中国应该效法日本将“东京语”改造为“普通语”的做法，也就是普及民族共同语，开展国民教育。为了进一步推动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严修联合其他教育界、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共计86人于1917年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并在1917 年 3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发表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章》及《征求会员书》。国语研究会的宗旨和任务可以概况为“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并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目标。国语研究会实际上与1911年颁布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一脉相承。严修等认为：“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然有无量数之国语较之统一之国语，孰便？则必曰统一为便；鄙俗不堪书写之语言，较之明白近文，字字可写之语言，孰便？则必曰近文可写者为便。然则，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断然无疑矣。使立定国语之名义，刊行国语之书籍，设一轨道而导之，自然渐趋于统一，不过迟速之别而已。不必虑统一之难，当先虑统一之无其术与具耳。同人等有见于此，思欲达统一国语之目的，先从创造统一之术与夫统一之器具为入手方法。”
其中“近文可写者为便……使立定国语之名义”阐明了白话文与民族共同语之间的关系。“明白近文、字字可写”的白话文就是国语即民族共同语的基础。“用国语撰写、刊行文章，用书面语规范作为口语的国语”的主张其目的是要结束中国数千年以来文言分离的历史，同时明确了民族共同语发展的路径，即通过文学实践产生和完善，这是民族共同语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该主张初具后来白话文运动中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一著名口号的雏形。严修随即身体力行，在文学实践中积极进行白话创新，其文学创作中不仅广泛使用新词语、新用法，还在新意境上有所成就。
民族共同语的创立、推广，使之通行于全国端赖于国语教育。日人山川健次郎尝对人言，“国语似与教育无直接之关系，然语言者，所以代表思想，语言不齐，思想因此亦多窒碍，而教育之精神，亦必大受其影响。此事于他国无甚重要，以贵国今日之情形视之，则宜大加改良，而得一整齐划一之道，则教育始易着手。”因此，国语是学校教育中必须开设的科目:
“宁弃他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既而德王威廉起，知欲振国势，非统一联邦，则不足以跻于盛壮；欲统一联邦，非先一语言，则不足以鼓其同气；方针既定，语言一致，国势亦日臻强盛……”
欲设立国语学科，需要先有国语教材。针对当时学校传统的文言教学已经不合时宜的情况，严修认为“国民学校之教科书必用白话文体，此断断乎无可疑者。惟既以白话为文，不可不有一定之标准，而今日各地所行白话之书籍报章类，皆各杂其他地之方言，既[非]尽人能知，且戾于统一之义，是宜详加讨论，择一最易明瞭而又于文义不相背谬者定为标准，庶可冀有推行之望。”南开大学教员洪北平、何仲英两位先生于1920年选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学国语教科书《白话文范》，共四册，采用语体文、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并提行分段，所选文章多数是当时报刊杂志发表的白话文章，也有古代的白话小说、诗歌和语录等。这套教材对当时中学文言语文教科书格局的冲击巨大，也引领了中学白话文教科书的迅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严修在南开学校及直隶一带对白话文的推崇及推广，才有了第一部中学白话文教材诞生的土壤。
有了白话教材，便可以设立国语学科。严修率先主张在“女学中加谈话一课，为异日教国语课之准备，”并亲自执教。从“国文”到“国语”，一字之差，标志着文言被白话替代。为了推广民族共同语，严修在其创办的新式学校中强调教学媒介语的重要性，不仅自己积极使用和教授“京语”，还要求教师以“京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教师能学京语最善”，“俗言撰成官话……官话者，京语也。”官话即是国语，“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与要求使用“京语”教学相对，严修规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使用地方俚语、俗语等，“如：艮极了，伊行了，奏骂，改透等类。此事机关重要，平日更须注意”。
白话文正式进入学校成为常规教育课程被看作是白话文运动取得的最重要历史成果之一，正是严修开创了白话文进入学校教育的先河。白话文进入学校课程体系极大提高了白话文本身的声望，冲击了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旧知识体系，文言文不断边缘化，白话文在政治、社会、文化诸多层面加快了取代文言文的进程，并最终成为汉语书面语的主流文体。1906年，严修升任学部侍郎，参与制定《奏订劝学所章程》，“学部奏订劝学所章程通行全国，即修呈订原章也”。直隶一带得风气之先，教育兴盛，尤其是在教授、推广拼音和白话文方面，其经验为全国效仿，中国千百年来的精英教育从此走向国民教育，严修无疑起了重要的推手作用。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以正式公文形式下令将国民学校的国文教学改为语体文教学，次年又训令师范学校酌减国文课时，加授国语，白话由此取得正式书写资格。
三.西学东渐与严修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推动
严修支持官话合声字母，提倡白话文，积极投身国语统一运动，这与他自身融贯中西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有关。早年的严修与封建社会应试求官的士大夫并无二致，饱读圣贤诗书，二十四岁科举及第入翰林院。严修虽然出身旧式知识分子，但是“思想新异”，乐于接受新事物，长期学习英语和日语使得严修知晓不同语言文字之间的异同，为其语言文字改革实践打下了基础。
严修本人并没有在西方长期留学，但是他曾多次出国考察学习。20世纪初，先进人士东渡“取经”成为当时的潮流，清廷新政也明确要求文教官员必须赴日本考察之后方能履职。1902年8月，从贵州学政职位上返津的严修首次赴日本，先后参观考察了大阪、东京、京都等地的大学、中学、小学和幼稚园。1904年5月，新任学校司督办的严修再赴日本考察，张伯苓随行。“两度瀛山采药归”，严修发现了寻求国家统一、社会富裕安定的可能途径。日本将普及国语，也就是民族共同语与经济、政治体制变革共同作为本国的基本国策和变革措施，普及国语更被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参观日本国语课堂后，严修感悟到“日本习字课每周四时，西洋一时，盖文字之繁简难易不同也，故西洋得以其暇致力理化诸科。”因此“兴学为地方要政，实与钱谷、刑名并重”。同样有赴日考察经历的王照、吴汝伦等人，以及国语研究会的发起人梁启超、吴稚晖、陈衡恪等人均曾赴日学习，他们都推崇日本推行民族共同语的做法，主张学习日本推广“东京语”的经验。王照的官话字母恰在此时面世，官话合声字母立足中国本土，取法日文假名，以普及 “言文一致”的京语为目标，与日本推广“东京语”可谓异曲同工。因此，严修、吴汝伦等人理解并支持官话字母便成为自觉的历史要求。除了两度访日，“五四”前夕严修还曾游历欧洲。严修认识到“欧洲之程度，我国数十年内，恐无赶及之望”，“果欲学步他人，只可仍从日本入手，否则一片空论而已”。严修据此更坚定地认为日本的经验最适宜为中国所借鉴。结合多次赴国外考察的经历，严修对其他国家的语文现代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正是对“他者”的认识冲击了严修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无可避免地构成了其自我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并最终影响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虽然出身旧式知识分子，又是清廷官员，严修的思想没有一味守旧，不属于“逸老”一流，而是“温和的革命家”， 他不主张全盘接受西学，“自泰西学说流播中国，学者往往误读，至事事欲舍其旧而新是图，真所谓大惑也”，因为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各国教育毕于其本国语言、文字、历史、风俗、宗教而尊重之，以全之”。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严修深感“讲学问不必废词章，讲教化不必废僧道，所谓不废者待其自废也，自废者其势顺，虽迟无大损，因本已立也，人强废之，其势逆，欲速反害。”也就是新与旧并非水火不容，新旧更迭也要遵循其自身规律，不能强行更替。因此，严修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也是即不保守，也不激进，相对折衷，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在拼音问题上，严修没有支持完全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方案，而是支持以汉字偏旁为基础的官话合声字母。在文言和白话的关系上，文言与白话虽然“交攻如对垒”，严修并未激进地主张废止文言，而是认为二者可以并存，各有功用，“……论文更聚讼，文言或语体。我思宜并存，不必相丑诋。……语体为通俗，补助功亦伟。……且中国之人众矣，程度与好尚至不齐矣，各投其所嗜”。语体即白话。正因为严修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及实践相对温和，在当时的中国才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也更容易取得成功。严修提出的文言与白话可以并存，拼音与汉字也可以并存，推广以“京语”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等语言观念也对后世的语言文字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民初很多精英人士采用多种方式积极推动语言文字改革，一些官绅名流或做序评介，或助力推行，或上书朝廷，或呈交说帖，使字母及白话文具有了较高的社会声望。包括严修在内的大批活跃在教育界、文化界和政界全力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积极分子做了多年努力，组织、加入了国语研究会，以集体的力量对他们信奉的主张加以推动。言文一致、民族共同语是语文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严修接受并推广官话合声字母及白话文，反映了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也成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推动力。对于严修来说，办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途径，最终的目标是言文一致，推动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从理论到实践，严修几乎涉及语文现代化的所有方面，堪称清末民初唯一一人。严修通过自身实践将语言改革、教育普及、国家富强真正建立起联系。“国语”、国民教育和中国大学兴起的关系也由此开始紧紧地连在一起。可以说，没有语言文字改革，就无所谓新式教育。“第一位实行宣传官话字母的，是天津严修。”正因为有诸如严修等精英知识分子的引领，才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古老中国进行了一场铺天盖地的语文普及运动，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
（本文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