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得读书真理在——吴玉如与南开的因缘

来源：南开大学报第1445期   发稿时间：2023-04-01

①吴玉如在书房中；②从张伯苓夫妇墓碑 （吴玉如书丹）拓片节选的南开校训；③吴玉如书陆游《海棠歌》；④吴玉如作书；⑤吴玉如自书诗《辞蜀书愤》（局部）；⑥《吴玉如全集》书影。

□  魏暑临

1913年2月，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创办的天津南开学校（今南开中学）迎来两位翩翩少年：一位来自东北奉天（今辽宁）东关模范小学，一位由天津新学书院转入。他们不仅被同时安排在丁二班，而且被安排在同一宿舍的上下铺。三十多年以后，那位来自奉天的学生成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就是周恩来；而另一位则成为博通经史的文化大师，他就是吴玉如。

吴玉如（1898-1982），安徽泾县茂林人，名家琭，字玉如，后以字行，早年自号茂林居士，晚年号迂叟，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学者、教育家。他平生以书法、诗词、训诂名世，博学鸿儒，且名士大隐；鸿儒轻利，大隐忘名，而其生前却在书法上有“三百年来无此大手笔”（启功语）、与沈尹默并称“南沈北吴”的美誉，身后更是被认为一代文化大师巨匠，赫然成为20世纪文化史的标志性人物。

在20世纪风云变幻、复杂瑰丽的文化史长卷上，吴玉如的事迹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耀眼段落、交响乐章。至于他与南开断断续续几十年的因缘，至今仍值得铭记与研究。

吴玉如的祖辈大都为官，重学入仕的思想一直在家族中延续。其父吴彝年，字佑民，在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工作，后被派往鸡林（今吉林）担任电报委员，借军队杆路挂线，开办了吉林、长春的电话直达业务。1907年，吴彝年离职，携妻儿定居天津。吴玉如入天津新学书院读书，但他对这所充满教会色彩的学校非常厌烦。1913年2月，他向父亲提出转学请求，而当时的南开学校已经成立近十个年头，张伯苓秉承“公能”教育理念，始终坚持寓德于教、寓教于乐的办学、治校精神，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名扬遐迩，吴彝年于是将吴玉如转送南开读书。从此，吴玉如在南开学校开始了他少年时代最重要的求学生涯。

吴玉如在南开中学全面发展，以国文见长。《天津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班史》“第一年史”记录：“全校举行第一次国文汇考，录取十人，两班列名者有张瑞峰、陈彰琯、吴家琭……班中同学张瑞峰、常策鸥、周恩来发起‘敬业乐群会’，我班入会者四十余人，占会全体会员二之一，张瑞峰为正会长，常策鸥副之，周恩来、吴家琭为文艺、演说二部长……《南开星期报》出版，本班举张鸿诰、吴家琭充社员。”“第二年史”中记录：“校中汇考国文，与试者数百人，录取四十名，揭晓我班第一，陈乃洧、张鸿诰、吴家琭、陈彰琯、吴汉涛均列名班中，获匾额一个，归为永有，上由校董严范孙先生书‘含英咀华’四字……”在《南开中学风云人物录》一书中，吴玉如被列入第37位。

在南开学校的求学经历对吴玉如影响至深，他在南开就读时的《自题小照》绝句，充分表现了他当时的卓尔不群、铮然傲骨，和踌躅满志、器宇轩昂：“个侬降自大罗天，混迹红尘已廿年。傲骨纵然称妩媚，此生不解博人怜。”“何来小子太癫狂，把笔不曾顾四方。识得读书真理在，轻他南面不为王。”

的确，读书不求真理，则至多成为腐儒，而读书欲求真理，却要付出较常人不知多少倍的辛苦。正是“识得读书真理在”的思想，引导吴玉如度过他未来几十年“不为桀虐，不为民蠹”的人生，促使他坚守着文人准则和对真理的追求。也正是“此生不解博人怜”的心态，让他纵使一生蹭蹬，却能傲然独立。在常人看来，吴玉如善书法，写旧诗，他的学问大多是旧学，其实，他正是在坚守传统文化的人生之路上，不断与古为新，明理求索的。

现在的“天津市南开中学”大门牌匾就是吴玉如题写的，庄重沉厚，取北魏书风并加以行书笔意。南开与吴玉如之间是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

1915年，吴玉如终断了两年半的南开求学生活，肄业，随父亲来到北平，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班，但因家庭变故而中止学业。其后转入朝阳大学，又因丁父忧而辍学。曾在上海函授国文专科学校进修，以邮寄的形式将自己的作业寄到上海，老师批阅后再反馈回来。当时吴玉如的诗作得到的批语为：“一片神形，自尊品格，如此清才，能有几人。”这一方面体现了他一贯的努力与不断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南开学业的扎实根基与持久影响。

1916年，吴玉如到东北谋生，得到傅强、马忠骏等人的青睐与帮助。1917年7月23日到28日，直隶地区受台风影响出现大范围暴雨，伴有山洪暴发，水患肆虐，堤破河决，天津受灾最为严重，整个市区全部被大水淹没。北洋政府赈灾不力，平民死伤无数。吴玉如在南开的国文老师张皞如目睹这一惨状，义愤填膺，写下长诗《难民歌》，发表在当时的天津《益世报》上。远在哈尔滨的吴玉如从报纸上看到老师的长诗，情动于衷，当晚磨墨，伏案用工楷抄下了老师的这首长诗。这也是现存吴玉如早年最完整、成熟的一份书法作品，可惜动乱之中，真迹灭失，现仅存复印件。

吴玉如再到天津，已经是十几年后。1933年，吴玉如回到天津英租界，他看到国事艰难、民不聊生，但楼台笙歌、不知国耻，深沉地为时局民生发出呼号；他自感雄心虽在，但老来贫穷，文章无用，呼吸艰难，但又不肯向权贵低头。无奈之下，他选择了人生中第一次“南游”。从1933年至1935年，他为了衣食奔走于北平、济南、宁波、上海、杭州等地，同时鬻文卖字、教授家馆，并以文会友。

1936年，39岁的吴玉如迎来了事业的曙光，得到张伯苓的邀请，回母校南开工作。当年的南开学校这时已经进一步扩大，成立了南开大学，他经函准担任商学院国文教师及经济研究所秘书。暑假后，任文学院大一国文教师。这是吴玉如第一次正式在学校教书，而且是在著名大学，这对他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南开对于吴玉如来说也是人生重要的经历和见证，现在南开大学校门树立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以及“范孙楼”“伯苓楼”的楼名就是以吴玉如的书法为原本，截取和集字而成的。

起初，吴玉如讲授公文写作，与文学还有一定距离，但是他文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后被破格任用为文学院中文教师。那个时候南开大学聘任教师的标准与清华大学一样，75%的教授都是留学生。这期间，吴玉如充分发挥专长，授课方式非常独特。在讲“公文程序”和“应用文习作”这一类课程时，浅显的则是教学生写寻物启事和招领启事，深奥一些的则是让学生拟作布告和电稿。1936年鲁迅逝世，吴玉如出了个作文题，让每个学生给鲁迅治丧委员会拟一通唁电，有一位同学竟闹了个大笑话，他的电文乃是发给鲁迅先生本人的，其中竟有“不知尊意如何”的文句。课后，吴玉如曾对儿子吴小如说：鲁迅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冒火生气的。所以，他将当时流行的“等因、奉此”之类相当空泛乏味的形式套语填充进《史记》《汉书》《论语》《孟子》等内容，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化素养，还口述故事，让学生写成小文。他的讲授并不呆板，内容也经过择选，如讲《后汉书·马援传》，既不谈伏波将军、新息侯、忠成侯的经过，以及薏苡珍珠的疑窦，也不议论“马革裹尸”的豪语，而只是选择其劳飨军士的言辞和《戒兄子严敦书》的文字，待学生写成后，再不厌其烦地逐篇逐字批改。在批改学生作业时，他那独具“二王”意蕴的秀美字迹，让学生们爱不释手，不忍丢弃。他在开设选修课时，很多学生最初觉得可能没有什么意思，因而只有五六个人报名，但是，他精彩尽心的教学，在学生中间口碑相传，到学期末，五六十人的教室已经座无虚席。

吴玉如在南开工作生活充实快乐，他与妻子马淑蕴的第一个女儿吴同申也出生在南大西柏村寓舍，他在诗作《书窗》中说：“书窗晓坐浮生静，天外高雷触耳鸣。瘦叶树头随雨霣，大云星角卷风行。悟从虚幻心无竞，身历炎凉意已平。啸傲岂缘甘避世，世间物我两忠情。”

大学教师的身份受人尊重，工作内容也符合吴玉如的特长，他在南开暂得栖身，获得平静，如果能就此安定下来，做学问、教学生，真是善莫大焉。但是，时局动荡，战事频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日本侵略军强占天津。9月，南开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联合南迁，后在云南昆明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作为战时特殊高等学府，聚集了一大批著名学人，一时成为学术重镇，但是，吴玉如没有能够随校南迁，也就没有和西南联大产生交集。

“七七事变”发生后，一些殷实的人家，纷纷向租界迁徙，以求庇护。而南开大学的教师却几乎没有意识到灾祸即将降临。当时有一个从关外逃回的学生，谋生无路，就住在吴玉如家中，对吴玉如十分感激，他有亲历沦陷区的经验，预感到日本将要进行全面进攻，力劝吴玉如马上搬家，暂避兵燹。但是吴玉如家藏书逾万卷，而且租界内的空房早已抢租一空，搬家困难重重。那个学生深入租界各个角落，日夜搜寻，最后在英租界边缘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一所天主教会的房子，于是当天紧急搬家，因藏书太多，直到晚上10点才搬完。文学院院长冯文潜教授在吴家的带动下也一直搬到深夜。就在冯家的最后一辆车离校不久，天色刚刚黎明，日军飞机就对南开大学开始了轮番轰炸。住在南大校园里的教职员工，只有吴、冯两家未遭毁损，所有的东、西柏村的教师宿舍都被夷为平地，人员仅以身免。

1938年，吴玉如只身前往四川，在重庆拜谒张伯苓，被其推荐担任国民参政会的秘书。张伯苓作为民主人士代表，时任参政会副议长，吴玉如的老上司莫德惠也在国民参政会任职。吴玉如此时曾踌躇满志，想要为国共合作下的抗日救国作出贡献。但是在1939年，蒋介石在参政会内扩张国民党的力量，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和四名秘书，只有吴玉如不是国民党员。有一次王世杰向吴玉如透露，蒋介石希望他能参加国民党，工作起来容易协调。吴玉如婉言谢绝，王世杰怫然而去。在这同时，另一位秘书雷震对吴玉如说：这是一步登天的事，旁人求都求不到，你不要错过机会。吴玉如一笑置之，不予理会。张伯苓同他商谈关于加入国民党的事，态度比较坚决，几乎近于命令，但是，他对他的老校长说：“你现在说话有分量，就是因为你是无党派人士。”张伯苓实在执拗不过，也只好放弃。不久，王世杰正式向他传达蒋介石的命令，约期召见，何去何从，迫在眉睫。这时，吴玉如赴西南联大的行程本已耽搁，又逢天津洪水为灾。吴玉如以家人遭难为由，暗地买了飞机票，绕道缅甸、香港，又回到了天津。后来，吴玉如曾自述：“张伯苓说我太清高。”

1940年，43岁的吴玉如住在天津马场道老武官胡同12号一幢西式平房内（今河西区照耀里小区），开始了深居简出的生活。重庆经历虽然短暂，但是他接触的都是国共要员，“吴家琭”的名字常常见于报纸，更是无人不知，所以，吴玉如回津后怕日本人发现惹来麻烦，从此以字行世，开始常用“吴玉如”这个名字了。

吴玉如通过天津志达中学教务主任朱经畬的介绍，到该校任高中国文教员，课余兼教家馆，这才能养家糊口。抗日战争期间，吴玉如全凭舌耕、笔耕，赡养老人，抚养妻子儿女，家里除了藏书，已经典卖殆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结束了外来列强侵略的时代，吴玉如也开始任教于天津工商学院（后为津沽大学）国文系，曾任系主任。

在工商学院任教期间，吴玉如积极参加营救周同宇，彰显了他深明大义、不畏强权的品格。周恩寿（1904-1985），字同宇，周恩来之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当时，一直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他以经商身份寄居天津，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1948年秋天，他突然被捕。南开校友纷纷串联，设法营救。但要想联名递呈保状，必须有社会知名人士而为当局尊崇者领衔出面，才有可能奏效。于是人们拟了一个领衔者的名单，其中就有吴玉如。有人说，吴玉如从不参与政治，恐怕他不肯管这件事。但当南开校友找到他时，他问明情况，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而且首先在保状上签字。经过南开大学教务主任伉乃如以及吴玉如、常策欧等人的担保，周同宇终于被保释出来了。

1951年，吴玉如从津沽大学国文系主任任上辞职，赋闲在家，此期间曾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校勘古籍，后曾参与1958年版《辞源》的编纂，以及《宋诗纪事》《古谣谚》等大量古籍的点校工作。

1961年，张伯苓夫人病逝，不久，吴玉如为张伯苓夫妇合坿撰写碑文并书丹。碑铭曰：“故南开大学校长张公伯苓，讳寿春，生于公元一八七六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与中日甲午之战，慨国事之日非，痛民族之濒危，奋志以教育救国，毕生殚精力无渝，先后五十余年，历考中外，不畏艰难，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作育人才，力崇实践，始终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自奉则绳检淡泊，待人唯和易笃诚，卒于公元一九五一年。夫人王氏，生于一八七三年，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公生平志业，亦赖于内顾无忧也，卒于一九六一年。”墓志9行185字，文辞书法俱臻化境，但是非常遗憾，现在只有拓本存世，原迹已不存。1999年，南开大学80周年校庆前夕，为筹备校史展览，档案馆负责收集部分展品，曾向老校长亲属瞿安贵借用张伯苓墓碑拓片。拓片属蝉翼拓，是装裱好的两幅立轴，一幅为碑阳，一幅为碑阴。在征得瞿安贵同意后，档案馆对拓片进行了拍照和复印，把其中完整的八字校训复制并保留下来，按四字一行剪裁拼接后重新拍照制成模版，并进而处理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南开大学正式公布的标识系统中的校训字体。

1973年，76岁的吴玉如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注下，被聘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特别顾问。他一直很敬佩周恩来的人品和功业，特别是对周总理晚年亲自过问并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报以感激之情，常对人说：是总理赏我一碗饭吃，感恩周恩来！1976年1月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去世。作为老同学，吴玉如痛心不已，老泪纵横，写下《哭翔宇四首》：“十五同窗事眼前，百年到此哭谁边。终身相业清无我，尽瘁生灵百可传。”“为相生平几箇如，试看到死蔑私图。公忠举国人心印，巷哭谁曾出强呼。”“巴江一别卅年中，从此云泥避不通。老去仳离君听得，关情一答笑孤桐。”“一自受施未可忘，恩私我不说周郎。毕生甘饿身无涴，唯此生平是故常。”并作挽联两副：“两万余里长征有道终为天下法；二十六年宰相无私留得姓名香。”“声名岂虚博而来欧美亚非无思不服；功业是积劳以着温敏勤毅有口皆碑。”

1977年，“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吴玉如的儿子吴同宾请吴玉如写一幅字。吴玉如就写下了周总理的两句诗：“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他说：“周恩来不是文学家，这两句诗是他青年时代的抒怀之作，与一般文人的空口言志不同，他是言行一致的。周恩来能够成为伟人，不是靠说话，是靠行动。”后来天津“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建成，请吴玉如题字，他又把这两句诗写成条幅，一直悬在纪念馆的会客室里。

吴玉如一生虽然有重要的17年生涯是在哈尔滨度过，又曾奔走四方，但是他早年求学、中年沉淀、晚年大成的时期都是在天津生活，他是祖国文化的瑰宝，也是天津人民的骄傲。特别是他从求学时代就与南开结下的深厚因缘，对他的人生影响至深，至今仍有迹可循。2015年1月，坐落于南开大学西南村的吴玉如艺术馆正式开馆，李瑞环同志题写馆名，南开大学吴玉如艺术研究中心应运而生。艺术馆为弘扬吴玉如艺术精深，整理其书法、著作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工作。2018年，吴玉如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暑临撰写的吴玉如首部传记《书坛巨匠吴玉如》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22年，由吴玉如艺术馆暨研究中心同仁主导编纂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吴玉如全集》18卷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将吴玉如一生的学术和艺术成就更为全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作者为南开大学吴玉如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