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走在思考的路上——刘泽华先生著《思想者的视界》选编导语

来源：《南开大学报》第1463期第3版

葛 荃

刘泽华先生（1935-2018），河北石家庄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名学者。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首届主任，“985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创新基地”主任。兼任国内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和十几个学会理事。代表作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等。创建“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思想者的视界》精选了刘先生三十余篇作品，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关于“王权主义”理论重头文章，二是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思路、方法等心得之作，三是刘先生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代表性论著。

“王权主义”作为首创性理论是刘先生治学多年的心血凝练，用以概括古代中国君主政治体制及相应的思想文化。刘先生认为，所谓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这一理论从历史学和政治学学科交叉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政治与思想文化，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刷新了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既有认知，突破了封建主义、皇权主义、君主政治、君主专制等传统理论框架。“王权主义”学说立论扎实，学理逻辑严谨，独具学术个性，在反思中国历史与文化传承方面开出了一条新路径。诚如我在《刘泽华全集·序》中的评说：“实则构成了一种认知范式”。

如果说，衡量一位学者的贡献有多种指标，譬如当下盛行的，学者拥有的名号、头衔，发表文章的数量、发表刊物的国别、刊物等级，获得奖项的级别与多寡等等，这些无非是当下社会性的评价，得到高校和有关部门的认可。如若从人类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层面看，衡量学者的贡献则在于其能否给人类社会千百年积淀而来的知识添加了新的篇章——就这一点而言，刘先生做到了。

刘先生治学以“反思”为原则，他坦言“我是强调分析，强调反思……我自己也认为我是反思派，是分析派，而不是一个弘扬派，我主张在分析当中，在反思当中，来区分问题。”可以说，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反思贯穿了先生全部学术生涯。那么，事实上，刘先生反思传统首先是从自身的警醒开端的。为此文集特别选录了三篇先生的“思想自述”，拟名为“挣脱精神桎梏的心路历程”，将刘先生从十年风雨中蹒跚走来，最终冲出精神枷锁的崎岖心路展示给读者。这几篇文字刘先生冠名为“研究历史的思想自述”，实是其作为历史学家就学术个性、认识主体性，以及自由思维得以生成的自我剖析。放眼当今学界，类似的文字颇为罕见。“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真能敞开心扉，将上个世纪那段历史中的自我作为认识对象，剖肝沥胆，将曾经的蒙昧、“红得发紫”、迷茫和警醒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世人，环顾当今之宇内，又能有几！刘先生堪为他们那一代学人扪心自问“触及灵魂”的代表者。子曰：“君子坦荡荡”，刘先生的自我剖析令读者真切感受到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历史学家无私且坦然的胸怀。

人类的历史无非是经历了的过往，逝去了的，无不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或许出于忘却的恐惧，远古就有传说中的“结绳记事”，上古三代有史官“记言”“记行”。历史学家记述历史，希冀从过往的经历中有所收获，以为今人镜鉴。聪明的史家更要站在当下，反思过往，不只传承优良，还要洞悉愚昧与丑恶，为后人指明覆车之鉴。我以为，史家笔下的历史往往是英雄的历史，如被称为“帝王将相史”的二十四史。平凡个体即一般社会成员的人生经历、感悟及其所思所言则是历史的真实承载。故而史家个人的痛定思痛，对自家心路历程的剖析，较之秉笔直书的宏大叙事更为难得。一粒沙中看三千世界，个体经历折射的世界更真切，更具有可信度和参照性。如果说，所有逝去了的于今无不沉寂，积垢蒙尘，那么，如果没有相应的反思和忏悔，历经时日，难免会沉滓泛起。君不见，帝制推翻百余年，与帝制相伴行的身份等级观念并没有随风飘散，兹不赘言。对于黄钟毁弃、人性泯灭的正视和反思是涤荡灵魂、呼唤人性和德行重构的必要环节，刘先生为后学做了表率。

刘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发表文章数百篇，从中选出代表作颇费斟酌。最终选入的不过三十余篇，均有典型性，代表了先生相关研究论域的特色。这里不能逐篇介绍，仅撮其要。

刘先生作为历史学家，于先秦两汉史用功尤勤。文集收入了《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学报》1978年第2期）一文。这篇文章突破了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化的成说，率先提出战国时代已经实行“授田制”。据先生回忆，这一观点他在1972年就已经提出，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确证。1978年该文发表后，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有学者断言：“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这一结论已被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成为研究战国历史的一个新的立足点。”并公认是先生最早提出的。这篇文章是刘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最为津津乐道。曾自我评价说：“我发现的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制度，如果学术史的事实无误，这个发现，无疑是我学术生涯中最称意的一件事。”当然这一发现也为王权主义理论的“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提供了经济史依据。

刘先生有着鲜明的学术主体性与独立人格，他的治学理念正如其自言：“我一直主张独立思考，强调学术个性”。体现了作为历史学家理应具有的学术理性与自由思维。这里说的自由思维是学理认知的自由和学理逻辑的自由，内涵着深刻的怀疑与批判精神。《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书林》1986年第8期）和《史家面前无定论》（《书林》1988年第12期）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体现了刘先生的学术人格。其核心理念是坚持站在当下看传统，研究和反思传统思想文化为的是回答现实的拷问。他主张在研究对象面前是没有前提和定论的，也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权威。他常常教导学生要在前人画句号的地方画上一个问号——话说得直白，却内含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天职——质疑、颠覆和构建。这两篇文章是三十五年前的文字，当下读来，仍然贴切和发人深省。

刘先生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著述甚多，主要有一卷本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三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和九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显得有些卷帙浩繁，通读不便。这里选了《先秦民论与君主专制主义》《无为政治思想与君主统治术》《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及其对专制制度的维护》等多篇文章，以见其传统政治思想研究之一斑。这三篇原收录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一书中。这部著作是刘先生的成名之作，1987年问世后，有京城学友告知，这部书在学界影响极大，先生名声大涨。民论、伦理思想为孔儒一脉所倡导，无为则是老子道家的基本主张，学界大多予以褒扬，刘先生则剖析了这些思想与君主政治的内在关联，丝丝入扣，值得一读。

此外还选了《“五经”崇拜与经学思维方式》（《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文史哲》1993年第1期）、《论帝王尊号的政治文化意义》（《学术月刊》1993年第11期）等文章。这些论题从政治文化研究的视角，讲论思维方式、政治观念、帝王尊号，选题和切入角度比较新颖，代表了刘先生从政治思想研究向着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扩展，这也正是其研究不断深化的体现。

刘先生善于深思，多年潜心书案，提出了政治思想的“阴阳组合结构”说。这是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运用到学术研究中的一大成果。如其所言：“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在矛盾中陈述历史’，对我启发很大”。刘先生发现了传统政治思想的许多命题都具有“结构”性关系，如何概括这种关系？他的思索过程大致为三个阶段。最初，1984年提出“边际平衡”说，稍后提出相反相成观念，“有机的统一体”。1986年提出了“刚柔结构”和“刚柔互补”说。这些认知是其概括得以成型的基础，最终归结为“阴阳组合结构”。

刘先生认为“阴阳组合结构”与对立统一有着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妻，其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就思想来说，这种结构的容量很大，说东有东，说西有西，既可以把君主之尊和伟大捧得比天高，但又可以进谏批评，乃至对桀、纣之君进行革命。”在思想层面上，这一思维特点具有“相当宽的自我调整空间和适应性”。作为一种思维定式，影响至深。这一学说的提出具有首创性，较之此前的“混沌”说是一个推进，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传统政治思想的特点，进而揭示其实质。这里选了三篇代表作：《王、道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东方文化》1998年第2期）、《论中国古代的亦主亦奴社会人格》（《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以飨读者。

刘先生著述等身，文章难以尽选。这里只是就几个方面择其精要，以观其概貌。或可从中晓悟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反思和扬弃，领略一位具有强烈启蒙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历史学家的学术个性与独立人格：他始终走在思考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