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研究

郭永怀先生遇难始末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4年4月4日 第 9 版

作者:李波

郭永怀先生遇难始末

   上个世纪60年代,郭永怀在办公室看报

郭永怀先生遇难始末

   郭永怀(右二)和钱学森(右四)在试验场讨论技术问题(1965年5月)

郭永怀先生遇难始末

   钱学森夫妇(前排)、郭永怀夫妇(后排)和汪德昭(后排右一)一起游览颐和园(1960年)

2024年4月4日是清明节,也是郭永怀先生115周年诞辰纪念日。因工作需要,他生前的很多事迹都远离大众视野。本文作者用鲜为人知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为我们还原了他最后那段日子,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位以身许国的优秀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郭永怀先生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1956年突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与钱学森先生一起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与了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工程的建设,为我国核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逆境前行

1968年,郭永怀担任了中科院力学所革委会副主任,他的夫人李佩则因为海外留学、家庭出身和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工作经历,受到审查。这一年他的女儿郭芹初中毕业,下乡插队。

与力学所的大部分工作陷入停滞不同,一些重大国防科研项目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段时间,郭永怀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十七院)的筹备建设和新一代核弹的研制工作中。

1967年开始筹备的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隶属于国防科委,钱学森担任筹备组组长,郭永怀、严文祥担任副组长。郭永怀主要负责研究院的技术和规划工作。

1968年9月,女儿郭芹确定要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尔基公社加拉嘎大队插队,同行的有同学周晖等13个北京知青。9月20日早上,郭永怀亲自把郭芹送上了插队的列车。

9月30日晚,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郭永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九周年招待会。10月1日,郭永怀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了国庆庆典。

10月2日,郭永怀来到十七研究院筹备组,布置十七院高空模拟试车台和统一规划的筹备工作。当天,他还亲自写信给十七院筹备组的路史光同志,安排十七院的筹备事宜,可见他对十七院的筹备建设是多么重视。

10月3日上午,郭永怀在力学所值班,中午与接班的同事、力学所革委会副主任游雄握手告别,下午从北京出发到青海221基地,为新的核弹试验做准备。

  大漠铸剑

1967年6月17日,郭永怀领导和参与研制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随后,他们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我国第一颗新型热核弹的研制,这次是采用钚作为核燃料。郭永怀作为九院核弹武器化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核弹弹头的结构设计和环境试验。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数次前往青海221基地领导攻关。

1968年10月的远行,就是为这项新的核弹试验做准备。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也先后来到了221基地,投入攻关。

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郭永怀一边工作,一边还牵挂着第一次离家下乡插队的女儿郭芹、困境中的妻子李佩和家乡生病的兄长。

10月20日,他给女儿郭芹写信告知自己已经离京到青海出差,鼓励她在农村好好接受锻炼:“芹女:我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甚慰……我在这里还要工作几个星期,希望你能来信谈谈工作情况。”

10月26日,他又给在家乡荣成的侄女郭淑娥写信,告诉她妹妹郭芹下乡插队的情况,同时委托郭淑娥带大哥看病:“前接你伯父一信,说有病,你可以代我写一信告诉他找医生看病,钱我回京后寄去。”

10月的一个周末,基地职工王树堂在基地商店偶遇郭永怀,帮助他买了一台上海产“凯歌”牌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

几天后,他收到女儿的来信,信中告诉爸爸插队的农村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周末,他约上王淦昌一起又来到基地商店,结果因为不知道郭芹的脚有多大而没买成。他来到总体部的同事刘敏、朱志梅夫妇家里咨询棉鞋是否分男款女款,买什么样的合适。朱志梅一一解答,让他先问清楚郭芹的脚有多大再买。得到答复后,临走送给刘敏夫妇一大块巧克力糖,那时候的巧克力可是稀罕东西。

11月3日,郭永怀给女儿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芹女: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过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代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手好了没有?初劳动时要注意,过猛和粗心是一样的,都是不对的。这一定要向贫下中农学习。

11月15日又给妻子李佩写了一封短信:

佩:7日信悉,我准备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回京一趟,估计在20号之后。鞋过西宁时买,鞋号码似乎不统一,临时判断一下,大点也不要紧。

8日叫了一次电话没有叫通,怪事。

从信中我们可以知道,郭永怀在青海基地收到了妻子李佩的来信,知道了李佩希望他能早一点儿回去。李佩也知道了女儿需要棉鞋,但因某种原因不能亲自去买。

原来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准备工作,一直到12月初终于完成,只等中央专委批准试验时间了。完成了准备工作的郭永怀急于返回北京。一方面北京有很多工作在等着他回去处理,另一方面他心里惦记着插队的女儿,惦记着妻子,惦记着荣成老家生病的兄长。他匆匆忙忙预订了12月5日从兰州飞往北京的机票。

同事们曾劝他不要乘坐飞机。他说,我是研究飞机的,飞机的安全性还是很高的。

郭永怀这样的科学家出行,一般都配有警卫员。曾在221基地警卫班工作的任银乐曾回忆:“像王淦昌、郭永怀这样的科学家那时候还没有配备专门的警卫员,有任务了就临时指派。本来这次任务安排我执行,但因为另一个警卫员牟方东要回唐山老家结婚,就让小牟执行了这次任务,结果没想到出了事。”

  以身许国

12月4日下午,郭永怀带着警卫员牟方东告别了同事,乘坐一辆淡蓝色伏尔加轿车赶到221基地设在西宁的办事处招待所住下,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到兰州机场。随行的司机名叫孙学思。在221基地毛主席像章办公室工作的赵子立,正巧要去兰州压制像章模具,请求搭车去兰州,郭永怀爽快地答应了。

5日一大早,一行4人在招待所吃过了食堂王师傅做的肉丝面,天还没有亮就匆匆上路了。赵子立回忆:“他和我们三个人聊天,竟没有一点儿架子。”

到了兰州,赵子立先到了目的地,他下车告别,郭永怀一行继续前行。从西宁到兰州200多公里,他们中午之前到达了兰州。司机孙学思回忆道:“那天真是不顺,到兰州后,郭院长想吃大米饭,但跑了好几处饭馆,到处都是钢丝面。郭院长想在兰州买双鞋,也没有看上如意的。”

5日13时59分,郭永怀和牟方东一行在中川机场登上了前往北京的伊尔14飞机,机号640。这架飞机隶属于中国民航兰州管理局第八飞行大队,机组人员共6人,分别是左座机长、右座副驾驶(飞行检查员)、领航员、报务员、空中机械师和空乘。兰州到北京的空中距离是1356公里,飞机需要飞行4个多小时。

640号飞机在经停西安西关机场补充燃油后,搭载了一部分邮包继续飞往北京。这时候机上共有12人,其中乘客和机组人员各6人。

19时15分飞抵北京空域,机组和首都机场塔台取得了联系,塔台值班员向机组通报了当时机场的天气情况:静风,能见度2.2公里,云高400米,轻雾。刚好符合2公里能见度的进场条件。

这时候北京空域的气象条件开始转坏,能见度降低。

此时飞机上的飞行检查员同样犯了错误,他在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离开了座位,把飞机交给夜航未放单飞的机长操作,自己则去了客舱。

19时17分,观测实况,能见度1.5公里,云高180米,气象条件持续转坏。塔台值班员收到了这份实时天气报告,但并没有将这份最新的天气情况通知给640号机组,而是在经过值班航行处副处长的口头许可下、在复杂天气情况和无雷达保证的情况下,继续指挥飞机落地。

19时36分,640号机组报告已经越过远台上空,但报告位置有些偏,塔台指挥机组降落,机组回复“收到”并复诵了指令。

这是640号机组与地面最后的联络。

19时38分,飞机在进入着陆状态时,未按照落地命令准确通过导航台上空,而是从右侧向里切入,此时飞行员只注意到了修正航迹,没有注意到高度控制。加之飞行员调错了高度表,飞机的高度表被调成了海拔高度而不是实时高度,北京首都机场的海拔高度和实时高度差了40米,这个错误对于一个新手而言是致命的。高度过低,造成飞机在距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飞机失控解体。事故发生后,消防、救护车辆未及时赶到现场,又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当场乘客和机组各死亡5人,一人在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郭永怀和警卫员当场牺牲,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在事故现场,人们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在散落一地、面目全非的十几具遗体中,有两具遗体紧紧地抱在一起,烧成一体。当人们费力地将两具遗体分开时,发现那正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郭永怀的公文包就夹在中间,里面的资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用血肉之躯保护了机密资料。

当年刚刚从民航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首都机场工作的高柱参与了现场救援。他在《我的人生与民航的不解之缘》中回忆:“当时我正在附近学习,我们几个跑到现场将科学家郭永怀和其他几名旅客从火中抢救出来,郭永怀当场就不行了,身体已经烧焦了。”

前去机场迎接郭永怀的司机邵春贵回忆:“郭永怀是怎么认出的呢?他是个花白头,他那时候59岁吧,头后面有一片都是灰白,躺着连着脊梁那块没有烧完,剩一点点头发,认出来是他。”

  天地永怀

当晚九点多,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正在力学所主持职工大会的革委会副主任游雄第一个得到了郭永怀去世的消息,当时会议就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了,他组织全体参会人员默哀三分钟。

九院得到消息后,政委肖泽泉和警卫员陆文采立即从青海221基地赶到北京,处理善后事宜。

李佩是第二天得到噩耗的。后来她回忆道:“老郭回家之前给我打了电话,说是第二天要回来。但奇怪的是,一天也没有消息,我以为他临时有什么事耽搁了,来不及通知我。第二天,家里一下子来了好多人,我就感觉这事要糟了。”

6日,科学院军管会委派乔林等两位同志和力学所的同志一起到家里通知了李佩。再三询问李佩有什么要求。李佩只说:能不能让郭芹回北京和父亲告别。

郭永怀在力学所的助手顾淑林和另外一个同事被安排陪伴李佩。顾淑林回忆:“让我去陪李先生,我当时觉得好让人心疼啊。她是为事业牺牲的郭永怀背后的女人。我当然义不容辞陪伴她,而且我绝对不能让她出任何问题,那天晚上她如果想不开,我就会马上跳起来把她抱住。李先生整晚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偶尔轻轻地叹息,她绝对的一晚上没有睡着,我心里想:你哪怕是哭出来也好啊。”

远在内蒙古农村插队的郭芹7日接到了原国防科委的电话,匆匆赶回北京。

挚友钱学森同样悲痛不已,他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十秒钟,就那么短短的十秒钟,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十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三十个年头。”

郭永怀的侄子郭普远当时在北京医院工作,他出差刚刚到达西安,当晚接到原国防科委的紧急电话,第二天搭乘空军的飞机赶回了北京。

消息报到中南海,和郭永怀同为南开校友、曾多次接见郭永怀的周恩来总理十分震惊,把时任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找去,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兰州第八飞行大队停飞整顿,大队长和政委相继被停职检查,首都机场相关责任人员也受到相应处理。总理指示以后科学家尽量不要乘坐飞机,同时指示《人民日报》发布讣告。他说别人去世可以不报,郭永怀同志牺牲一定要报。

12月13日,《人民日报》发布了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永怀同志,因不幸事故牺牲,终年59岁。

郭永怀同志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因为郭永怀从事的大多是国防科技的绝密工作,所以讣告只是简单表述短短几个字“做出了贡献”。但他为国家为人民所作的贡献却像一座高山,永远耸立在人民心中。

郭普远回忆:“我们去瞻仰遗容的时候,叔叔的遗体用一块白布蒙着,能够看出还是抱着的形状。”

顾淑林同样回忆:“我们去看的时候,四肢都还是张开的样子。”

12月22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郭永怀的告别仪式。钱学森、李觉、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等100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自致悼词。仪式上女儿郭芹手捧父亲的骨灰盒,侄子郭普远端着郭永怀的遗像。

张可文是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秘书,她回忆了当时的情形:“记得那天在八宝山召开郭先生的追悼会,那时李佩先生还在受严重的政治审查。我特意到第一休息室去找她,发现她正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我知道在场有好几位是她的亲人和知音,他们也正在活活地受着煎熬,他们多么想坐在她身旁来分担她的痛苦和迷茫。”

12月25日,郭永怀被原内务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12月27日,在郭永怀牺牲22天后,他领导和参与的核试验圆满成功,更加牢固了中华民族的国防基石。

郭永怀牺牲多年后,全国各地依然在缅怀他。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在中物院、在中科大、在气动中心、在家乡荣成都先后建立起了雕塑纪念他。

1985年,郭永怀被追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99年,郭永怀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6年,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在他的家乡山东荣成开馆。

2018年,编号为“212796”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郭永怀星”。

201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七十周年阅兵游行仪式上,郭永怀的侄儿孙郭涛作为“两弹一星”元勋后代代表高举着郭永怀的荣誉牌,在礼宾车上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全国人民的致敬。

祖国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

  (作者系山东省荣成市郭永怀事迹陈列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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