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与东北

南开新闻网通讯员 张兰普 袁伟

南开与东北三省的历史渊源，缘于张伯苓校长“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的理想信念，是南开大学“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的具体呈现。

来自东北的南开学子

　　由于地域邻近，南开大学早在成立之初，就与东北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批优秀东北学子先后来到天津，求学南开，用自己的理想、信念和青春践行南开爱国奋斗精神，谱写壮丽时代篇章。

　　1913年春，来自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的周恩来进入南开中学学习。两年后，吉林宁安（现属黑龙江省）马骏也考入南开学校。1919年9月，二人同时进入刚刚成立的南开大学，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届学生，马骏的注册号为2号，周恩来为62号。

在五四运动的时代大潮中，他们在南开读书的同时，也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共同参与创办了天津觉悟社。二人离开天津后，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领导人。

1922年8月，辽宁建平人陈镜湖考入南开大学。他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辽宁省第一位中共党员。1930年中共内蒙特别委员会成立，陈镜湖担任特委临时书记兼组织部长。1933年在从事抗日工作中，被反动民团杀害，成为继马骏之后，第二位为国捐躯的东北籍南开校友。

与陈镜湖同时考入南开大学的另一位东北籍学生，辽宁辽中人宁恩承，在1924年底，以一篇刊登在《南大周刊》上的杂文《轮回教育》将南开大学发展引入了一个新阶段。该文指出了中国在办理现代高等教育之初，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食欧不化”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引起了社会上对中国教育的广泛讨论，当时社会影响颇大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如天津的《大公报》 、《益世报》，北京的《晨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新闻报》，以及《现代评论》、《清华周刊》等。本次讨论，引发了以张伯苓为代表的南开管理者们对学校近几年来的教育工作进行反思，调整了原有教学内容和教育模式，很快形成了明确的“知中国、服务中国”教育方针，即要办“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俗称为“土货化”。

为了实施这一新的办学方针，南开大学1926年即聘来了刚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何廉，组织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始以天津及华北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调查与研究；1932年又聘请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博士张克忠，创办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面向我国工商业实际，着重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中的现实问题。

张学良与南开

张学良与南开的缘分，始于1916年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一次偶遇。当年10月下旬，张伯苓赴吉林（今吉林市）、哈尔滨、双城、安东（今丹东）、奉天（今沈阳）等地游历。23日应邀在奉天青年会演讲《中国学生今日之机会及责任》，说到青年学生该如何负起救国之责时，张伯苓拍胸大呼：“人人从此做起！人人从自已做起！人人由最近处做！勿望人！勿盼伴！各人尽各人之事，合则一国尽一国之事矣，何事不成！”。正值少年、为国家前途忧闷彷徨的张学良恰在当场，乍听之下，勃然而起，大声质问：“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人！”张伯苓应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有了自己，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要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个信念。”张学良晚年对人说到：“我对这个话非常感动，受到了强烈的感动。我下了决心，必须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什么。”从此张学良将张伯苓作为人生导师，自认为“南开校友”，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大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12月10日，已是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等访问南开大学，受到师生热烈欢迎。在对南开大学师生的演讲中，他仍一再强调“予之有今日，张校长一言之力也”，“我之所以有今日，实亦南开之赐”。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入关，调防西北。张学良于1936年4月9日飞抵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会谈团结抗日。在两人一见面，张学良就谈到了如何受张伯苓启发，精神振奋的过程，并表示：“我很感激张伯苓先生，我对他总是以师礼事之”。当年12月，张学良为实现全民族抗战进行兵谏，周恩来前往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消息传来，张伯苓在对南开大学的师生演讲中提到了这次影响到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事件，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

1990年，当有媒体问起张学良，谁对他年轻时影响最大时，时年90高龄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张伯苓”；1996年，在张伯苓诞辰120周年之际，已经96岁高龄，几乎不再动笔的张学良，又题写了“桃李满天下”，以示庆祝。

　　张学良与南开的缘分，从张伯苓的一次演讲开始，跨越了整整80个春秋。

南开东北研究会

　　由于地缘关系，张伯苓与东北地区的人士多有往还，对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有比较直观的认识。而研究东北问题的直接诱因，则源自张伯苓的一次东北之行。

　　1927年8月，张伯苓主持第八届远东远动会后，从上海乘船到东北，所经之地亲眼目睹“日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受到很大震动。他感叹：“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他认为，面对日本在东北的现实，国人要有警醒，而要有效阻遏，就要首先搞清楚日本经营东北的内幕。

当年11月，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因“满蒙”一词，是日、俄等国对我国东北之统称，不能代表全部东北全境，于转年9月改称“东北研究会”。该会成立之初，以熟悉日本情况、精通日文，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的傅恩龄为主任，成员有历史学家蒋廷黻，经济学家萧遽、何廉，生物学家李继侗、哲学教育学家张彭春、化学家杨石先等南开多学科教授，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大量东北籍南开学生也加入其中。

该会成立不久，张伯苓即派蒋廷黻、萧遽、何廉、张彭春、李继侗、傅恩龄等教授去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后来又组织“暑期东北考察团”，由教师、学生多人赴东北调查研究。

1928年4月，张伯苓偕东北研究会主任傅恩龄亲赴东北调查搜集资料，历时一个月。张伯苓等深入各地亲自观察了解情况，与各方面人士举行座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东北研究会根据调查研究材料，相关研究人员先后在南开、清华等地做报告，从多方面、多角度的介绍东北情况，分析东北局势；1929年3月，张伯苓校长在美国纽约对南开校友及美国友人讲演，告知他们“满州华人并未因日人之竞争而自馁，彼等甚知竞争之方法，且已达胜利之域矣”；1931年秋，傅恩龄编著《东北地理教本》一书，详解东北三省的各个方面，并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方策，并在南开中学开设“东北地理”课程，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曾在南开中学就读，后成为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的何炳棣校友，以其历史学家的严谨，在考察了中外众多中学的情况后称，“这本教材无疑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

　　东北研究会还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反帝国主义同盟密切联系，提供研究报告，或“搜集日本侵略中国之铁证”；在校刊上开辟“东北研究”专栏，出版“日本问题专号”，并举办日本问题展览会，向社会开放，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与罪行。

南开对东北问题的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组织重视，得到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马相伯、蔡元培联名致函张伯苓，指出“研究日本问题与东北现状倍为重要”，邀请张伯苓指导编辑日本与东北问题丛书。张伯苓还在不少与东北有关的团体，如北平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国难会议、战区救济委员会、东北热河后援会等兼任职务，一方面为这些组织提供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抵抗日本侵略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从这些团体中了解相关情况，搜集相关资料，为进一步研究东北问题提供助力。

　　正是基于对东北局势的深刻了解，清醒认识到日本侵略华北的图谋，张伯苓等为保存南开一脉，及时未雨绸缪，扩展南开教育，于1936年9月在重庆建成南渝中学（现重庆南开中学）。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南开大学校园毁于日寇炮火。一部分教师暂迁重庆，得有战时栖居研习之地，实现南开教育救国理想。

东北大学、毓文中学与南开

东北大学正式成立于1923年4月。1928年8月，张学良兼任该校校长，副校长刘凤竹实际掌理校务，面临着各种思潮和派系交织。1930年底，刘凤竹因校内矛盾离职，张学良派从英国留学归来不久的南开校友宁恩承担任东北大学秘书长，负责管理校务。29岁的宁恩承自感年轻，且无办学经验，即连夜乘火车赶赴天津，向曾经的师长张伯苓讨教。

　　次日清晨，张伯苓得知宁恩承来意后，劝导他“处世之道不是为自已，而是为人承担责任，为人解决问题。人家既然有了困难，咱应硬着头皮为人解决，不可顾虑自已”，并鼓励他“办事的成功与不成功，一大半由于咱的用心和努力，只要咱存心良善，努力去作，不会有什么错误”。宁恩承听从张伯苓建议，接受了东北大学秘书长一职，开始解决矛盾，改革校务。

1931年4月，东北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校长张学良任主席。张伯苓受聘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为学校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指导宁恩承处理复杂校务问题。同时，还派出南开大学庶务主任孟琴襄，任东北大学事务部主任，帮助整理校务。东北大学当年号称全国高校经费第一，每年经费高达160万元，但校园管理效果却并不理想。孟琴襄发扬南开“花小钱办大事”的传统，从用水、用电入手，精打细算，整理校园，一年之内，为学校节省事务费20万元。此外，东北大学务实的学风、活跃的学术气氛，以及学生的民主活动等，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南开的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全面占领东北，东北大学的学生被迫流落关内，尤其是平津一带。南开特别为该校学生提供借读机会，并尽量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以免除他们的饥馁之苦。据统计，五年间共有78人在南开借读。

　　在南开的东北籍学生，学成之后，很多人又回到家乡，反哺桑梓。“我们那些来自于东北三省，即所谓‘满洲国’的毕业生，当他们返回家乡分别在当地政府、商业和文化机构工作时，均以高度爱国和抗日著称。”

　　1917年，南开中学校友韩梓飏、张云责、李光汉等人参照南开育人模式，创办吉林毓文中学，聘请张伯苓担任荣誉校长、董事。张伯苓为其亲觅校址，亲定校名，并号召南开全体在校学生和毕业生捐款。1918年初，祝步唐、高堃柱、高荣福等一批南开毕业生来校任教，增强了学校新文化的力量，推动了当地近代教育发展。该校具有爱国主义传统，被誉为“吉林的小南开”，马骏曾在此执鞭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4月，张伯苓至吉林市考察，在松江剧场演讲。他指出“中国想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的国民。要造成现代化的国民，不可缺的，一是道德的标准，二是思想的态度”。所谓道德标准，就是“现代的国家必须重‘公’”，“如人不懂‘公’，则不能成为现代的国民”。对于思想的态度，强调“思想是长进的，是活动的”。“凡事没有天经地义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我们自己要找事实的是非”。毓文中学特出版《毓文周刊》专号，欢迎张伯苓的到来。

毓文中学，这所由南开人奠基的学校，历经几代毓文人努力，已成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百年名校。

　　时光如逝水，转瞬已百年。蓦然回首，南开和东北情谊深厚，践行了公能校训；展望未来，欢迎东北学子到南开，谱写时代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