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衫裹脚走向体育强国 张伯苓：超越时代的眼界气魄

来源：每日新报 2024年1月17日06版

作为体育强国，今天的中国，在各大国际赛事上争金夺银，风采飞扬，但实际上，体育作为一项相对明确的事业在中国发展，也不过始于一百多年前。十九世纪中叶洋务运动的兴起，促使一些近代体育项目，被作为军事训练手段引入中国。随后百年间，我国的体育事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又有哪些人投身其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呢？

张伯苓的“体育”之道

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张伯苓，是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先驱之一，早在1908年左右，他就跟同仁们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试问中国何时能派代表赴万国运动大会？何时能于万国运动大会独得锦标？又何时能使万国运动大会举行于中土？”试想在那个男人穿着长衫、女人裹着小脚的年代，能提出这三问的，得是何等有远见有壮志之人呢？张伯苓能有如此超越时代的眼界和气魄，与他少年时在北洋水师学堂上学，和之后上船服役的经历密切相关。甲午海战之后，日本跟英国私下达成交易，把本应还给中国的山东威海转租给了英国，在交接威海的过程中，张伯苓作为北洋水师官兵，随船护送清朝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因此在现场目睹了整个交接仪式，亲眼看到日本人把他们的太阳旗降下来，中国把龙旗升上去，象征性地挂了一天，就被英国的米字旗替换了下来，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如此近距离地看着自己的国家被列强欺辱，张伯苓心里涌起一股无法言说的愤恨和耻辱感，而让他备受刺激的，还不止这些。张伯苓的曾孙张鉴厵说：“交接的时候两边都有仪仗队嘛，张伯苓看到英国兵高大挺拔，皮鞋锃亮，特别精神一身傲气，再看中国兵，矮小佝偻，破衣烂衫，而且当时中国大部分官兵都不觉得国家蒙此大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都很木然。”

军队孱弱凋敝，士气低迷懒散，令张伯苓从军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碎了，威海交接仪式后不久，他愤然辞去北洋水师军官的职务，回到了家乡天津。痛定思痛后，张伯苓决心投身教育事业，用知识开化人心、靠体育强健体魄，进而提升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他认为，当时中国人身上的弊病，总结起来大致就是愚、弱、贫、散、私五个方面，而体育竞技项目，既能强身健体、磨炼意志，又能培养团结协作等精神品质，是克服这些弊病的一个极佳的切入点。1898年，张伯苓被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聘为严氏家塾的教书先生，那一方小小的四合院，成了他践行自己体育教学理念的理想天地，每天，他都会拿着各种木质器械，或用椅子架起一根棍子，让孩子们盘起辫子、挽起长衫，进行跳高等各种体能训练。

1904年回国后，28岁的张伯苓在严修的支持下，创办了南开中学。一时间，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在南开校园风靡开来，从篮球、足球、棒球、冰球、垒球，到单双杠、武术，甚至是火棒舞，学生们都能接触到，其中不少项目，还在张伯苓的支持下成立了社团。在张伯苓看来，体育就像是人们彼此交流的一种特殊语言，总能迅速激发出共鸣与热情，以体育人，育的不仅是体魄，更是一个人追求公正、尊重规则、团结包容的道德品质，和坚韧不拔、昂扬向上、永不服输的精神内核。

越挫越勇的中国健儿

在张伯苓的学生中，以南开五虎篮球队为代表的各支运动队，都曾在赛场上取得不俗的成绩，但这从来不是孩子们一味苦练出来的，而是“玩儿”出来的，所谓“南开会玩儿”，指的就是通过激发兴趣，让学生领悟体育的乐趣，如此一来，不论多苦多难的项目，都会像充满趣味的游戏一样，魅力十足。当年，每到冬天，南开大学的湖面上结冰之后，全校师生就会自发地组织冰上化装舞会，学生们穿着千奇百怪的服装，踏冰而行，翩翩起舞，吸引了众多天津本地，甚至是从外地远道而来的青年学子参与其中，一张张青春洋溢的笑脸，就像一簇簇火焰，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不安、身处苦难的中国，增添了一抹动人的色彩。

自从清朝末年提出“奥运三问”，张伯苓等人在之后二十多年的光阴里，始终怀揣奥运梦想，奔走呼吁、苦苦求索这三问的答案，然而由于当时我国国内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政权更迭频繁，以国家名义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难免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重重干扰，因此一直未能成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充当傀儡政权，在我国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可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正是在这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国的第一位奥运健儿诞生了。1932年7月，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短跑健将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由此成为中国的奥运第一人。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一直在寻求机会，为伪满洲国争取国际地位，于是早早就盯上了刘长春，想让他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当年的奥运会，通过这种方式，提升伪满洲国在世界上的曝光度和认可度。尽管刘长春明确表示拒绝，但日本人始终不死心，甚至多次联系刘长春的父亲，企图迫使刘长春就范。面对如此紧急的形势，张伯苓等人十分清楚，必须尽快筹到钱，资助刘长春以中国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彻底断了日本人的念想。正在此时，一直视张伯苓为师的张学良拿出8000元钱，促成了这件事，中国人热切期盼的“奥运三问”中的第一问，自此有了答案。

尽管因为行程仓促、舟车劳顿，刘长春没能拿到理想的名次，但在很多人看来，从他代表中国站在奥运赛场上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赢了，赢在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赢在向全世界、向侵略者彰显了中国人奋发拼搏的精神面貌。1934年，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当时，正处在日本全面侵华前夕，东北地区许多高校的学生流离失所，南下天津，来到南开继续学业，此时大家团结起来，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会，自然是意义非凡的。

在国家命运沉浮不定的岁月里，极具爱国主义色彩的体育精神，融入了每个南开学子的血液。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对南开校园展开轰炸，眼看着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张伯苓毫不气馁，61岁的他在演讲中振臂高呼“：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直到今天，张伯苓老校长的体育精神和他不屈的风骨，依旧是南开校园里不朽的传说。

体育发展  器材助力

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公司，其前身春合制球厂，成立于1922年，创始人傅泊川与张伯苓关系十分要好，二人体育救国的理念高度契合，为了抵制昂贵的进口运动器材，生产接地气的体育用品，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傅泊川与几位同姓亲戚合资，在南开中学对面租下两间门面，成立了春合制球厂。

当时，南开学校名扬海内外，张伯苓本人和南开的许多运动员都曾为春合义务做过广告，1932年，刘长春还曾代言过春合的产品。一时间，春合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体育用品品牌，抗日战争时期，春合即便冒着炮火，也依然在坚持生产。

随着时代和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春合的产品持续更新换代，从早期的球类、服饰，到后来的鞍马、平衡木、吊环等体操器材，品质性能均达到了国际标准，在材料和技术都比较匮乏的年代，春合的老师傅们常常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数十种材质、上百组数据中反复摸索调试，甚至是自己动手加工原材料，才能最终收获理想的效果。从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到1990年亚运会，再到1999年的体操世锦赛，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各大赛事上，都不乏春合体育器材的身影，这个历经风雨的老品牌，陪伴了中国一代代的体育健儿，也见证了无数个属于他们的巅峰时刻。

从长衫裹脚、不知体育为何物，到全民健身、体育强国，从提出“奥运三问”，到实现三问中的最后一问——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走过了崎岖而动人心魄的一百多年，以张伯苓为代表的一批先驱，竭尽全力，唤醒了国人对体育、对生命的热爱，其影响直至今日，依旧绵长。

来源：《津云调查》节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