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与穆旦——南开园里的文理双星
来源：《南开大学报》2018年8月1日第1367期第3版
郭晓斌
在今年年初上映，并引起热烈反响的电影《无问西东》的片尾中，云集在当时西南联大的众多大师，以及日后也成为大师的优秀学子们的身影被一一展现，可谓星光璀璨，让人仰止。这其中，就有时为联大数学系教授的陈省身和时为外文系学生的穆旦。诚然，在这里，陈省身和穆旦被凸显的身份是清华校友，但实际上，还存在另外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事实——他们也都是真正的南开人。而且，不太为人们所注意的是，陈省身和穆旦不仅与南开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且因为南开而存在诸多的交集和因缘聚合。
陈省身，1911年生于浙江嘉兴的秀水县（今嘉兴市秀洲区）。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年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今海宁市）。值得注意的是，海宁和秀水县本就接壤，而且海宁市自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一直归属于嘉兴，目前为嘉兴市下辖的县级市。所以从祖籍上来说，两人还是真正的同乡。1922年，陈省身的父亲陈宝桢因到天津法院任职，遂携家人举家迁往天津，在河北区三马路宙纬路安下了家。1923年初，陈省身入离家较近的扶轮中学就读，插班一年级第二学期。同年，家住在西北角北马路恒德里3号，比陈省身小7岁的穆旦开始上小学，进入北马路的城隍庙小学读书。如果对天津的地图检视一番，我们会发现，两人的家恰好分别坐落在海河两侧，距离海河都只有一公里多。现在的“天津之眼”摩天轮，差不多正处于两家直线距离的中点。地图上以海河为中心的这种对称，仿佛是一种神秘的暗示：这两个籍贯并非本地的孩子，就像双子星座一般，将来会以各自在文学和数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回报养育了他们的海河，为天津的历史增添巨大的荣耀和亮丽的光彩。
1926年，年仅15岁的陈省身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后来入数学系；3年后的1929年，穆旦考入南开中学。这是二人和南开结缘的缘起。在南开大学，陈省身接受了我国最早的数学博士、中国现代数学奠基人姜立夫先生的系统训练，对数学的兴趣愈发浓厚，并且展现了在数学方面的良好天赋。而在南开中学就读期间，穆旦也开始在《南开高中学生》上发表大量的散文、诗歌、论文等作品，初露锋芒，并且首次使用了日后为我们所熟知的笔名“穆旦”。这两位早慧的天才，在少年时代就鲜明地展现了他们过人的才华和智慧。而从1929年秋穆旦入读南开中学，到1930年夏陈省身毕业于南开大学的这一个学年，是二人共同在南开学校度过的一段岁月。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等作为南开系列学校的组成部分，有着相同的校歌校训，相同的校风校纪，也有着一位共同的校长——张伯苓先生。陈省身在南开大学的四年（1926—1930），穆旦在南开中学的六年（1929—1935），对他们各自的人生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毕业后，两人都先后去了清华。1930年，陈省身和同学且好友的吴大任一同投考清华大学刚成立的研究院，双双被录取。但吴大任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不能立即入学，清华数学系考虑到只有陈省身一人，决定延办研究院，改聘陈省身为助教，所以到次年吴大任归来，陈省身才正式做研究生，跟随孙光远先生进行投影微分几何的研究。1934年夏，陈省身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赴德国汉堡大学公费留学。一年之后的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看似两人在清华刚好错过，实则两年之后，两人还有交集。这交集，就发生在本文开头所提及的西南联大的那一幕幕场景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作为清华学生的穆旦，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一路步行到昆明，看到了战时岁月里内地人民的苦难真相，其诗风也因之一变，更加沉郁刚健。而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陈省身应清华之邀，从巴黎回国担任清华数学系教授。陈省身得到学校指示，直接赴长沙临时大学报到、授课，随后又与临大师生一起往昆明迁徙。和穆旦不同的是，陈省身的路线是由香港乘船至海防，再换火车去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穆旦是清华的学生，而陈省身已是清华的教授，两人再次以清华校友的身份产生交集。在西南联大弦歌不辍的氛围中，穆旦成为西南联大校园中崭露头角、为众人所瞩目的青年诗人，而陈省身彼时也已是国内著名的数学家，除了继续作数学研究，在国内外发表有影响的论文，他还在联大开设各种高深的课程，如“李群”“圆球几何学”“外微分方程”等，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联大的校园并不大，人也不多，名师和学子的趣闻轶事常有流传播散，可以想象，西南联大的这几年，即便陈省身和穆旦互相之间并不熟悉，也至少见过面，互相有所耳闻。
值得一提的是，听过陈省身课的联大学生，除了日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并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还有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王宪钟。他们不仅与陈省身关系密切，而且也都和穆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说，杨振宁和王宪钟，是陈省身和穆旦所共同熟识的人。不过，我们无法判断此时穆旦和杨振宁是否认识，准确地说，他们更密切的交集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后文会再细述。而王宪钟，在这段时期与穆旦则必定是熟识的。王宪钟与穆旦同岁，同样在南开中学度过6年的读书生活（1930—1936），但比穆旦晚一级。虽无直接证据证明，但可以推断，在南开中学的五年交集中，作为校园中两位出类拔萃的少年，穆旦和王宪钟很可能早已熟识。1936年中学毕业后，王宪钟同样考入清华大学，并与穆旦一样，后来辗转长沙、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求学。王宪钟先入物理系，后来转入数学系，深受陈省身的影响。1941年大学毕业后，王宪钟继续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导师正是陈省身。在陈省身指导下，王宪钟进行活动坐标架理论和射影微分几何学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来王宪钟赴英留学，回国后又到陈省身任代理所长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成为老师陈省身的下属和同事）。
西南联大时期，穆旦于1940年8月毕业并留校任教，后来于1942年2月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战场，担任杜聿明部的随军翻译（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后来的妻子，正是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陈省身“当时在国内跻列群贤中，被看作数得上的数学家，即在国际，亦渐为若干人所知”，“但对于工作成就，衷心深感不满，不愿从此默默下去”，因此，1943年7月，他应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邀请，离滇赴美访学。而王宪钟则于1944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来考取公费留学的资格，于1945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深造。杨振宁1945年在西南联大取得硕士学位后，赴美公费留学。这几位大师级的人物在西南联大的交集就此结束，然而，日后他们却有更多更密切的交集。
这种密切的交集，首先就发生在杨振宁前往留学的芝加哥大学。杨振宁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仍长期留在芝加哥大学。李政道比杨振宁晚一年到芝加哥大学，后于1950年获博士学位。两人在芝加哥大学相互切磋，共同研究，为日后一同获得诺贝尔奖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1949年夏，陈省身也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杨振宁、李政道这两位曾经的西南联大学生，因此也就与陈省身有了更多见面、交流的机会。差不多与此同时，1949年8月，穆旦赴美自费留学，也来到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2月，穆旦和刚刚取得芝大植物学硕士学位，准备继续读博的女友周与良在美国结婚。芝大时期的生活，据周与良回忆：“婚后我们和一位芝大同学合住一套公寓房间。来往的朋友很多，每周末都有聚会，打桥牌、舞会等。陈省身先生是芝大数学系教授，我们常去他家，陪他打桥牌，然后吃一顿美餐。”尽管这段回忆很简洁，但却证明了一个确凿的重要事实，那就是芝大时期陈省身和穆旦有着直接而频繁的往来。陈省身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中学时代自己就“喜欢打桥牌，而且打得不错”，周与良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陪他打桥牌”，正说明这是陈省身的提议。在异国的氛围中，乡愁难以消解，穆旦夫妇便经常和陈省身等来自中国的师友聚会，打牌，然后共进美餐。寥寥几句，却足以让我们想象得出当时那种欢乐温馨的场面。穆旦的长子查英传曾说，在芝大的时光是父亲最快乐的一段时期，信哉斯言。我们无从知晓陈省身和穆旦当时聊过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嘉兴、天津、南开、清华、西南联大再到芝大，这些几乎相同的身份和生活轨迹无疑会为两人提供太多共同的话题，可以欢谈不倦（值得一提的是，穆旦妻子周与良和陈省身也有共同的话题可谈，比如她的堂兄周炜良。周炜良也是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家，年少留学时和陈省身在汉堡大学认识，此后一直关系密切，成为终生的挚友）。当然，作为芝大的中国留学生，穆旦和杨振宁、李政道也有较多的接触和交流。正如周与良所回忆的：“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萃集了许多中国优秀的人才，如学物理的李政道、杨振宁等人，学文科的如邹谠、卢懿庄等，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一同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经常讨论和交流国内形势等话题。在学成是否归国的问题上，“学理科的同学主要顾虑国内的实验条件不够好，怕无法继续工作；学文科的同学更是顾虑重重。因此很多同学都持观望态度。”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很多留学生不同，穆旦打定主意一心要回国，并且“经常和同学们争辩，发表一些热情洋溢的谈话”，以至于有人悄悄问周与良，穆旦是不是共产党员。
回国后的穆旦夫妇，再次与南开产生密切的交集，并且再未离开。1952年12月，穆旦夫妇离美回国，1953年5月被分配到南开大学任教。曾经的南开中学学生穆旦，就此成为南开大学的老师，再一次具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南开人身份。不过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由于“外文系事件”和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经历等政治问题，穆旦的处境很快恶化，自然不可能和国外的师友再有什么联系。一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居留在中美两国的人员有了互相访问的可能，穆旦才有机会再次见到一些海外的友人。1972年，陈省身与妻女在阔别大陆23年之后，首次回国探亲。遗憾的是，这次陈省身并没有回天津，也就不可能有和穆旦夫妇重逢的机会。不过第二年，陈省身的学生，同样在美国任教的穆旦老友王宪钟则见到了穆旦夫妇。1973年，时任康奈尔大学数学系教授的王宪钟第二次归国探亲，特意回到天津寻访旧日师友。王宪钟拜会了杨石先、黄钰生两位老师（杨、黄两位先生一直在南开大学任教，西南联大时期也是重要的院系负责人，但似乎并未直接教过王宪钟，不过从南开校友和西南联大校友的身份来说，当然也属于师生关系），还重游了母校南开中学。当然，更重要的是，王宪钟还见到了老朋友穆旦。4月29日，接南开大学校方通知，穆旦、周与良夫妇携小女儿查平去天津第一饭店会见了王宪钟、关龙新夫妇和他们的3个女儿。老友重聚自然高兴，坐在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但限于当时形势，其实也并不能完全无拘无束地随意畅谈。会见结束，穆旦向王宪钟赠送了一册1957年出版的自己的译著《欧根·奥涅金》。事后，针对子女流露出来的羡慕、抱怨等情绪，穆旦特意把子女召集到一起，严肃地教导他们：“物质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总要有人的抱负。”“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能去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由此可见，穆旦从未对当年的归国之举后悔过。
真正内疚的，是那些没有回国的人们。王宪钟第一次回国，下了飞机后见到大哥王宪钧，嘴唇颤动着，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做了逃兵了。”他希望此后能为祖国的数学事业多作一些贡献，然而为时已晚。几年之后“文革”结束，国内教育形势大好，而王宪钟夫妇却疾病缠身，无力再回国讲学贡献余生力量。1978年，王宪钟病逝。与王宪钟不同，得以弥补自己遗憾的，是王宪钟的老师陈省身。1972年之后，陈省身多次回大陆访问，尤其在“文革”结束之后，陈省身更是频繁奔波于大洋两岸，致力于推进国内数学事业的发展和中美数学界之间的交流。1978年，陈省身回到天津，受聘母校南开大学的名誉教授。遗憾的是，一年前穆旦已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两人没能有机会再次相见。不过，和穆旦一样，陈省身作为曾经的南开园里的学生，再次以老师的身份重新回归南开，将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都奉献给了母校。1985年，陈省身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并担任研究所所长，亲自指导硕士和博士。此后的十几年间，陈省身不仅把南开数学研究所建成国内最有影响的数学中心，而且为南开，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数学人才。陈省身重返天津后，虽已无法和穆旦叙旧，但有机会再次见到了穆旦妻子，仍在南开园任教的周与良。我们虽然无法找到二人在私人场合中会面的确切材料，但公开场合中的相逢却是有据可查的。比如，1989年的南开校庆日当天，南开大学隆重举行了庆祝建校70周年暨周恩来塑像揭幕仪式。据当时新闻报道中所列的嘉宾名单，陈省身夫妇和周与良都参加了这一仪式。此外，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的书画展厅中，我曾经看到过一份上世纪80年代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名单，名单中不仅有陈省身，而且也有周与良。在委员会一起开会时，两人自然也有机会经常见面。可以想象，在公开场合或私人场合的多次会晤中，陈省身和周与良一定谈到过已经去世的穆旦，谈到过他们当年在芝加哥大学一同度过的快乐时光。重温旧事，他们二人会有怎样的感慨？我们不得而知。再到后来，2002年5月，周与良在美国探亲时病逝，享年79岁。第二年，穆旦的子女将母亲的骨灰带回北京，与穆旦合葬。又过了一年，2004年12月，陈省身在天津病逝，享年93岁。
回顾陈省身和穆旦的一生，我们会看到，他们都深受南开教育的影响，最后，又以教师的身份在南开园中遍育桃李，并且一直忘我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直至突然倒下。时至今日，两人各自在文学史和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贡献，可以说已经被看得很清楚了。穆旦是中国现代以来最为杰出的诗人，被很多著名诗人、评论家推为新诗第一人。而陈省身更不用说，是现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数学家，被国际数学界尊为“现代微分几何之父”。他们在文、理科领域各自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堪称南开园里的双星。他们是南开的骄傲。我还想说的是，他们的人格和精神也是如此相似，放射着让我们无比崇仰的光辉。与所有典型的南开人一样，他们都是那样的勤奋而谦逊，那样的脚踏实地而又满怀理想的热情。他们热爱祖国和人民，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为祖国奉献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陈省身病逝前还在和朋友讨论数学问题；穆旦病逝前还在修改和整理凝聚自己半生心血的译著。陈省身曾表示自己要为南开数学、中国数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穆旦则对友人说过，他总想为诗歌贡献点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全部意义。
而今，在美丽的南开园中，范孙楼后面的小花园里矗立着穆旦的雕像；省身楼一楼的大厅中，也陈列着陈省身的半身雕像，楼外，矗立着一座黑板状的最美丽的墓碑，那是陈省身夫妇安息的地方。范孙楼小花园中的一面装饰墙上，镌刻着穆旦的那首名作《春》；而那块黑板状的墓碑上，则镌刻着陈省身的一页重要的数学手稿。南开数学研究所，早在陈省身逝世之后即改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而在前年，文学院也成立了穆旦新诗研究中心，以为永恒的纪念。南开园里，陈省身和穆旦的印迹永远不会消失。他们二人生前的交往，一位文学大师和数学大师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这段佳话因为共同的南开背景而更为我们所乐道。在他们去世后，他们的雕像将长久地矗立，他们的精神也将在南开园中长久地流传，带给学子们无尽的启迪和影响，仿佛他们从不曾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