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文化学研究的南开社会学先贤——纪念陈序经先生
来源：《南开大学报》第1459期第3版
刘集林
编者按：今年是著名学者、教育家陈序经先生（1903-1967）诞辰120周年。陈序经先生不但是南开大学校史上的重要人物，曾任南开大学多个要职，长期被张伯苓先生倚为“左右手”；陈序经先生也是南开大学社会学的杰出先驱，是民国时期唯一一位多年在南开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尤以文化研究著称于世。
陈序经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清澜港瑶岛村，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同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主修政治学兼修社会学。1927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春归国，任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1929年夏，陈序经赴德留学，入柏林大学专修政治学、主权论及社会学，旋又入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学习。因父亲病重，于1931年5月回国，继续任教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开设“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问题”“东南亚古史”等课程。
1934年8月，陈序经应南开大学聘请，北上任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教授，规划主持“工业发展对社会影响的调查”。因陈序经等人的加盟，南开经研所的研究范围，遂从经济方面拓展至政治、社会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序经参与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事宜。1938年4月，陈序经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长，为当时联大最年轻的院长，仍兼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44年6月，陈序经受教育部派遣，应邀赴美讲学与研究一年。抗战胜利后，陈序经在南开大学一身兼三大重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并一度代理政治学系主任。
1948年8月，接受岭南大学董事会聘请，任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序经任合并筹委会副主任。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陈序经兼任校长。学术上，新中国成立后的陈序经致力于东南亚古史和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丰硕。1964年8月，陈序经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颇受冲击，1967年2月16日，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陈序经先生终身从事高等教育，供职多所高校，兼顾行政、教学与研究，但与南开大学渊源最深，服务时间也最长，前后达17年之久。在专业上，陈序经先生也是南开大学社会学历史上一位特殊的关键人物。民国时期，南开虽然没有开设社会学系与社会学专业，但陈序经以社会学科班出身的深厚学养，始终在校内从事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传播社会学的种子。如陈序经在1934年加盟南开后，即在商学院开设社会学、乡村社会学等课程；西南联大时期，陈序经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还活跃在教学第一线，每年为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原理”“文化学”“华侨问题”，为政治学系开设“主权论”“现代政治学”；抗战复校后，身负学校重任的陈序经依然为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开设“社会学”，侧重讲述文化问题。教学之外，陈序经还在社会理论、中西文化、疍民、乡村建设等方面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成为当时社会学界的名家，在学界代表南开的声音。值得指出的是，陈序经也是当时南开大学唯一的一名社会学者，实可谓南开社会学史上教学与研究的拓荒者与先驱者。
陈序经学识渊博，中西贯通，一生用功甚勤，著述宏丰，在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化学、民族学、东南亚古史和少数民族史等方面均有重要的著述。就出版著作而言，社会学方面有《顺德缫丝工业调查报告》《乡村建设运动》《疍民的研究》《社会学的起源》等，文化学方面有《中国文化的出路》《东西文化观》《文化学概观》等，民族学、历史学方面有《暹罗与中国》《南洋与中国》《越南问题》，教育学方面有《大学教育论文集》，政治学方面有其博士论文《现代主权论》等。
不过，民国时期，陈序经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关于中西文化问题、文化学的研究。
因为个人的特殊生活背景与经历，陈序经很早就对文化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始终作为其研究工作中的重点。在中西文化问题上，陈序经先后发起并积极参与了1934年广州的文化论战、1935年全国性的中西文化大论战、1941年西化问题的论战，留下了一批观点鲜明的论战文字。他还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在《岭南学报》上发表《东西文化观》《南北文化观》等长篇学术论文。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创建一门全新的学科——文化学。20世纪40年代初，陈序经在艰难环境下最终完成的一部洋洋二百万言的、具有开创性的、系统的文化学巨著：《文化论丛》。
其实，在抗战爆发前，陈序经主要的研究工作并非文化问题，依陈序经自己的说法：“然而主要的研究工作是主权的观念，其次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在我计划之下的工业发展对于社会影响的调查工作，再次为文化问题的研究。”但抗战爆发后的战乱环境使陈序经的前两项工作难以进行，便将研究重心又转到文化问题。先是从1938年下半年起，在法商学院社会学系开设“文化学”选修课。抗战期间，因行政、家庭等公私事务之累，陈序经四处奔波，直到1940年秋，才真正开始《文化论丛》的写作。据陈序经自述，1940年秋至1942年秋，两年中共写30余万字，“差不多完全是我在天还未亮的时候所写的”。因进展缓慢，陈序经遂决意专心工作，加快进度，“设法每天早晨四时至四时半之间起床工作”，直到1945年，陈序经在艰难的战时环境中，断断续续，终于完成了20册《文化论丛》的写作，具体内容包括：《文化学概观》（4册）、《东方文化观》（1册）、《中国文化观》（1册）、《西洋文化观》（2册）、《美国文化观》（1册）、《东西文化观》（6册）、《中国西化观》（2册）、《南北文化观》（3册）。
20册《文化论丛》，八个主题，内容繁多，但总体的主次、先后逻辑与著作的性质十分清楚：从文化理论推衍到东西文化发展、交流的历史与现实，并依据自身的文化理论提出自己明确的现实文化发展的主张。具体说，在中西文化观、南北文化观上，依据文化进化论理念文化层累说、文化重心说、文化交流的一致与和谐原理，论证东西文化、南北文化在宗教、政治、经济等不同时代的表现，以及以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的文化为中心的共同归宿。
《文化论丛》完成后，张伯苓专门致函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介绍出版，信中盛赞此书“可称国人十年来对此问题之一个总检讨，在当前学术界实为罕见之巨著”。
1947年，《文化论丛》的理论部分《文化学概观》由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出版后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如人类学家岑家梧指出《文化论丛》卷帙浩大，“为年来国内学术界所仅见”，是“一部不朽的巨著”，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高度肯定《文化学概观》的开创性贡献：“假使中国今后文化学的研究，能有多少的成就，则陈氏开山之功，不可磨灭。”程靖宇的长篇书评对陈著的学术性、学术贡献与时代意义均作了高度的肯定，指出该书“详征博引，融合了中、德、英、法、美诸国的著作篇章达数百种，诚为国内出版的一部巨著”“本书在文字与引证典籍两方面……融合中西各文（化）学人的著述，自古籍以至于近年的新书，包括希腊、拉丁、中、英、德、法诸种文字，取材之广博与夫写作时之融会贯通，皆足惊人。同时随时发挥陈氏自己的文化观立场，尤为可贵”。即便今天来看《文化学概观》，依然可以感受到该著的明显特征：一是视野开阔，学术性强。国内社会学界谈文化问题一般主要借鉴英美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成果，陈序经除此之外，还对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成果也多有涉猎，引用英、德、法数百种相关著作，详加梳理、评述各思想学说。这与陈序经个人的学术背景与学术素质是分不开的：陈序经先后以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为专业，又留学德、法，并掌握英、德、法、拉丁四种语言，加之始终留意广搜文化方面的资料，故有如此难能之成绩。二是融汇各家，观点明确，自成系统。《文化学概观》持明确的文化进步论理念，主张文化基础上持生物、地理、心理、社会乃至文化本身的综合基础说，文化层累上的宗教、政治、经济、伦理的四层累说，与文化重心上的宗教、政治、经济、伦理四重心说，都是综合前人研究的结果。在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前又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如在文化的模仿与创造上，重视模仿的因素；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重视个性的发挥与个人主义因素。在文化交流原理上，提出了自己的一致与和谐说。而这些思想观点，在《文化学概观》里，又是内在逻辑一致的，显然成一家之言。所以陈序经称：“我这20册的《文化论丛》，就是通过文化的普通与根本的观念，来讨论东西文化与南北文化的问题，自成系统的。”（陈序经：《我怎样研究文化学——跋〈文化论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序经的文化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时代意义与特殊贡献。
自晚清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即开始了中西文化主次、优劣的讨论与比较，但直到五四运动前，国人的讨论多限于文化现象的罗列与高低优劣的直观判断，很少从文化本身的性质上进行进一步思考。五四运动后，随着国人对西方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传播与译介的逐步深入，对文化问题的知识视野大加拓展。如孙本文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先后出版了《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文化与社会》等著作，对英美社会学、人类学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作了较为简略清晰的学术史梳理。遗憾的是，孙本文的工作还局限于学说的初步介绍，并未有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也是国内社会学学科制度化初创时期的普遍现象。也正因如此，1929年陈序经首次撰写《东西文化观》一文，就从文化进化论、文化整体论、文化一致与和谐论等文化理论入手，再提出其西化的具体主张。体现了较鲜明的理论特色，可谓出手不凡。
20世纪30年代的全国性的中西文化论战，将国人对文化问题的讨论步步引向深入，部分学者如陈序经、黄文山、陈高傭、胡鉴民等眼光高远，开始提倡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文化学。探讨文化本身的学理，以便为现实的文化融汇、改造、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黄文山早于1931年就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授文化学，随后又于1934年发表《文化学的建筑线》一文，倡导建立一门客观的科学——文化学。同一时期，陈序经也在酝酿“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最早于1928年就在讲堂与演讲中提出“文化学”一词，自1938年起，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也开设了“文化学”课程。最初准备开设这门课程时，同人建议课程名为“中国文化问题”或“东西文化问题”“文化问题”，而陈序经意在讨论文化本身与根本上的一些问题，坚持将课程定名为“文化学”，前后共开设了六次，课堂的讲授、讨论推动着陈序经对文化学问题的深入思考，最终完成了《文化论丛》这一鸿篇巨制。1947年《文化学概观》的出版，更是国内首部以“文化学”命名的厚实专著。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陈序经、黄文山等创立的“文化学”学科的努力，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前所未有的首倡之举。
“文化学”一词在西方由来已久，德文的文化学Kulturwissenschaft一词最先由德国学者拉弗日尼·培古轩1838年在《动力与生产的法则》一书中提出，但培古轩的文化学偏于民族教化的改善，局限明显。英文方面最早由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名为The science of Culture，后又有人主张用Culturology一词。但在西方学界，尽管始终有人提到文化学，却长期并未有学者真正去从文化本身的性质与原理上构建一门文化学，学科的合法性也一直受到质疑。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怀特在1949年出版《文化的科学》一书，提到他自己到1939年在首次使用“文化学”一词，是书最后一编虽标题为“文化学”，但篇幅甚短，只是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与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不一样的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认为泰勒的“文化的科学”一词就应为“文化学”。对文化学本身亦无进一步探讨。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学科体制化建设均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唯独“文化学”一科虽名词来自西方，但真正试图从理论上、教学中将其构建为一门系统完整的学科并写出了厚实著作的，却是陈序经、黄文山等中国学者。中国学者的这一超前意识与努力的成绩，正是中国学人在民族危机时代追求民族振兴、学术独立的“文化自觉”。从这个意义上，陈序经不但在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可以说在世界学术史上也留下了浓墨耀眼的一笔。
综观20册《文化论丛》，毋庸讳言，内中不乏可议之处。如他的文化基础、文化层累与重心的综合说，也并没有提出完全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他的文化交流的一致与和谐说，完全忽视了劣势文化有“类化优者”的可能性，对一致与和谐中的冲突与解决机制，也忽略不提。在东西文化观上，他的全盘西化主张，虽有时代的良苦用心，但主张本身的偏激显而易见；他将东方文化发展的层累也完全按基于西方的四层累说进行评判，对东方传统文化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忽视了各文化的个性与特殊性一面等等。但瑕不掩瑜，综观陈序经的《文化论丛》，其目的是试图建立“文化学”学科，探讨文化发展、文化融合的原理，指明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讨论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其实质是期待“东方文化的振兴”。
南开时期的陈序经，在文化研究外，对疍民、乡村建设、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疍民的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暹罗与中国》等著作面世。其中陈序经对疍民这一特殊底层群体的研究也是开创性的，陈序经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与自己在广州一带的实地调查，洗清了人们加在这一群体上的种种污名，还这一群体以真实面貌，并积极为他们争取生存与发展权；对于当时有广泛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陈序经梳理乡建的历史，总结乡建模式，更多从消极方面对乡建实践展开激烈批判，指出乡建运动实际培养了一批“吃乡建饭的新阶级”，坚持乡建应以工业化为前提，以都市为起点。陈序经的批判在当时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乡建者的纷纷回应，但几乎所有的回应者都承认陈序经的批评有合理性的一面，有助于乡建事业的进一步开展。在东南亚问题上，陈序经基于华侨的发展与贡献，主要分析东南亚排华的历史与根源，警告暹罗（泰国）排华的错误，也希望中国政府反思在东南亚华侨问题上的政策。陈序经的这些研究，虽然领域不一，其研究的基本理念却是与其文化学研究的思想内在相通的，或者说，这些具体研究正是其文化思想在具体研究中的贯彻，简略地说，就是文化进步观，追求个性的发展与民主自由的精神，指示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应然方向。
值此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之际，缅怀陈序经先生这位南开社会学先贤，体会其中西兼通的深厚功底，兼具理论与实证的研究风格，多领域研究的广阔视野及融会贯通的能力，研究对象上新主题的开拓眼光，学术观点上自成一统的独立见解，开创新学科的学术魄力与学术独立意识，秉持个性发展倡导自由平等精神的人文情怀，对我们当下如何赓续南开社会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开拓南开社会学的新境界，不无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