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意义——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

来源：南开大学报第1458期作者陈鑫

整整一百年前的1923年6月21日，著名的《大公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天津南开大学订于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钟，在八里台新校舍秀山堂内，举行第一次毕业式，现已约请各界届时前往参观……消息篇幅不长，却向世人宣告了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启用，同时也拉开了一场大学建设与城市发展交相辉映大戏的帷幕。

今年是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一个校区的百岁华诞，不仅值得全校师生庆祝和纪念，同时其历程也展现了大学与城市的百年互动。城市为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经济、产业和人口等条件；大学也为城市的发展塑造文化、创新基因、引育人才。八里台百年波澜壮阔的创业史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开拓城市空间

南开人常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指的是克服困难的决心。巧合的是，南开这所学校也确实一路向南，不断开拓。从在西北角的严氏家塾，到老城西南的南开洼，再到城南八里台，现在又有了津南校区、滨海校区，确实是“越南越开”。

今天，南开师生习惯上将八里台称为老校区，称津南校区为新校区。但当年，八里台也曾经是南开大学新校区。1919年建校之初，南开大学建在南开洼，南开中学之南。八里台校区原计划于1922年建成启用，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又赶上水灾、战乱，所以直到1923年才基本落成。之所以要在6月28日先在这里举行一场毕业典礼，作为校区启用的标志，就是为了能让第一届学生有机会感受新校区。

看当时的天津地图，八里台已经是城市的最南面。那时天津的老城里、租界区，房屋鳞次栉比，而八里台周边，除了南开大学，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建筑。今天，津南校区的同学可能会为远离市中心而抱怨，但在当年的交通条件下，八里台其实是更加不便的，何况当时还处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学校又常常受到日本人的侵扰。身处市郊，甚至存在危险。

当时交通不便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从本文开头引用的那篇《大公报》报道中看到：

……八里台新校在南门外海光寺南，旧有大道一条，可以直达。惟该道正在修理，恐至六月二十八日尚未工竣，往来行车或有未便。该校拟届时在海光寺南小河内备船多只插以校旗，并预于下午二钟前即派专员在该处招待来宾，到此下车改船赴校最为便利。

当时由于道路不通，大部分人需要坐船，到现在的南大东门那里下船，再进入学校。

不仅是校外交通不便，校内当年也到处是水洼荒地，芦苇丛生。创校先贤选这块地，是因为地价便宜，而南开经费有限。张伯苓乐观地表示，水洼可以填平，用来建设校园。后来，老舍、曹禺两位校友在张伯苓校长七十大寿时写诗道：“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柳与荷塘。”就是讲这件事。

校父严修从校园选址、开始动工建设，一直关注学校的成长，并且将他创办的天津“城南诗社”诗友们，约到这个还在施工的新校园，泛舟、征诗。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作诗？就是希望社会关注八里台校区的成长，吸引更多人在经济上、舆论上支持南开，也为荒凉的校园增加文化氛围。别人眼里的荒凉一片，在南开先贤心中充满诗情画意。诗人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是南开英文系主任。柳亚子来看望儿子，同时游览了建成后的八里台校园。他作诗赞美道：“汽车飞驰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此时的南开大学校园成了天津一处桃源仙境，外面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混乱，而校内是另一片天地。

如今，八里台周边成了繁华市区。也正是因为南开大学在此，逐渐有了天津大学落户七里台，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在附近建校。最近，天津市重点工程——天开高教科技园也在此开园。不仅学府聚集，随着人口迁移和城市建设，八里台毫无疑问已是城市中心区。

从“南开”这个地名与校名的演化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学校对城市空间的改变。天津原有地名“南开洼”，南开中学建校于此，而有了“南开”这个校名，而后又因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办学闻名全国，1956年其所处的市区便正式定名南开区。原本南开是指城南的开洼地，现在不仅这个名称所指区域大大拓展，反过来连“老城里”也被划入了南开区。这也可见学校与城市布局的互动。

呼应地方产业

天津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工商城市，当时天津有一个民谚，说“天津卫，三宗宝，南开、永利、大公报”，点明了近代教育、民族经济和文化产业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南开系列学校、永利碱厂、《大公报》，不仅是天津近代的骄傲，也是当时天津教育、工业、传媒在全国领先的标志。这三宝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坐落于八里台校园的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天津永利碱厂开展合作，打破了日货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立于1932年3月，是张伯苓把科学技术直接为经济服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种有益探索。在给研究所定名时，他特别强调“应用”二字。该所《章程》明确提出：“本所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南开应化所所长张克忠教授曾兼任永利公司技师、黄海化工社化工系主任等。他与天津的化工企业合作，一起打破了日本在华北地区对酸碱工业的垄断，他自豪地说：“中国问题可以由中国人自行解决。”

《大公报》更是与南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不说《大公报》的最初创办者英敛之，与校父严修关系密切，在晚清立宪运动中思想相近，相互支持。后来民国时期，大公报也与南开深入合作。南开经济研究所曾经主持《大公报·统计周报》、《大公报·经济研究周刊》和《大公报·经济周刊》，收集、分析、编制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中国进出口贸易物量物价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天津零售物价指数；以天津地区为中心，考察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考察，特别是山东与河北向东北地区的移民问题。由于注重翔实的数据调查和科学的数量分析，南开学者编制的各种经济指数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物价、市场和经济运行状况，发布的“南开指数”享誉中外，出版的《大公报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也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看重，成为了解当时中国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

永利碱厂、《大公报》与南开实现了相互成就、相互赋能。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之所以成为南开大学当时两大王牌，就是因为与天津地方的另两“宝”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南开百年发展历程中，这样校地、校企合作比比皆是。今天，南开创办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参与创办天开高教科创园，在天津市支持下开展海河实验室建设，贯彻落实天津市“十项行动”，制定《南开大学高质量发展改革攻坚行动计划》等，都体现了大学与城市的良性互动。我们回顾百年南开历史，学科建设和地方发展结合紧密的时候，往往是南开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天津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反之亦然。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南开有“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传统，同时也有必要明确，服务中国首先是扎根地方，在服务地方过程中，实现大学本身的发展。

引领社会文化

天津地处京畿，漕海两运、南北交汇，特别是晚清开埠以来，很多领域得风气之先，形成了独特、开放的文化氛围。南开生长于天津社会文化土壤中，受其滋养，南开文化带有明显的天津印记，反过来，南开文化也为天津文化增光添彩，成为天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开大学迁到八里台，有了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空间。南开注重体育、话剧等育人功能，这些新鲜事物也影响带动了天津的时尚新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八里台校区还是中国最初实现男女同校的地方，不仅在一个校园里共同学习，也在一个空间内共同生活。南开大学于1920年首招女生，这本身就走在时代的前列，是全国最早几所招收女大学生的学校。这是五四大潮对南开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但是最初在南开洼办学时，因为条件所限，无论男生宿舍还是女生宿舍都在校外。来到八里台，就不一样了。读书、上课、生活，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全在一个校园里。

最初男女生在一个校园里，也有种种不适应，上课不好意思坐到一起，怕别人笑话。因为那时的中学基本上还都是男女分校，到了南开大学，才有了这种开创性的、新的校园生活。包括排演话剧，最初也是男女生分开，男生排话剧中的女性角色由男生演，女生排话剧中的男性角色由女生演。可是不久，也就是在1929年曹禺（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读大学时，南开有了第一部男女同台的话剧——《争强》。

在这方面，南开不仅走在全国大学的前列，而且也可以说走在整个社会的前列。因为大学本就是引领时代新风的地方，而南开又引领了全国大学的新风。虽然最初有种种不适应、种种尴尬，但正是在这种先锋实验的带领下，逐渐磨合、改良，到今天很多当年的“天方夜谭”已变成大家习以为常的事。

南开受到天津这座开放城市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引领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不仅是城市空间的开拓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开拓者。就像张伯苓校长所讲，南开人要有Pioneer（先锋）的精神。“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走在时代的前列。”

熔铸爱国精神

天津是一座有着光荣爱国传统的城市，从抗击侵略到民主运动、革命活动，天津人民始终勇立潮头，同时天津也是最早培养现代国家意识、开展国民教育的地方。南开教育即“因国难而产生”，办学的目的就是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八里台校园正是这条爱国主义教育之路的见证者。

八里台校区虽然到今年已启用一百年，但是校园中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却只剩下思源堂一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37年日寇轰炸毁校，将南开大学几乎夷为平地。1923年八里台校区启用仪式举办地秀山堂礼堂，同时也是1935年张伯苓老校长向学生们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之处，便在1937年毁于战火。木斋图书馆、早期的宿舍食堂等都化为了焦土。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爱国三问”看似平实无华，但直接叩问心灵，让每一个学生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这三问堪称灵魂之问，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兴衰和南开人的责任，也深刻反思了“我是谁”“干什么”这个终极问题，不少同学从此投身到爱国运动之中。

张校长当年和学生们在秀山堂中的互动言犹在耳，可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不久，秀山堂就毁于一旦。不过，正如张伯苓校长所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也是抗日爱国的基地，日军炸毁南开就是要“亡其国、灭其史”，反过来也说明南开是爱国的。这次毁校确实让南开浴火重生，南开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视察南开大学时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今天的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已经成为天津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国奋斗，公能日新”“越难越开，愈挫愈奋”的南开精神也成为天津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南开校歌一开头便点明了南开创办于天津，南开的成长离不开天津这片热土的滋养，同时南开也在不断反哺地方，把服务天津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开拓空间、引领社会、服务产业、熔铸精神，是南开这所学校与天津这座城市的百年互动，也是我们纪念八里台这座校园启用100周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