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研究

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意义——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

来源:南开大学报 第1458期 作者 陈鑫

整整一百年前的1923年6月21日,著名的《大公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天津南开大学订于本月二十八日下午三钟,在八里台新校舍秀山堂内,举行第一次毕业式,现已约请各界届时前往参观……消息篇幅不长,却向世人宣告了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启用,同时也拉开了一场大学建设与城市发展交相辉映大戏的帷幕。

今年是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一个校区的百岁华诞,不仅值得全校师生庆祝和纪念,同时其历程也展现了大学与城市的百年互动。城市为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经济、产业和人口等条件;大学也为城市的发展塑造文化、创新基因、引育人才。八里台百年波澜壮阔的创业史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开拓城市空间

南开人常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指的是克服困难的决心。巧合的是,南开这所学校也确实一路向南,不断开拓。从在西北角的严氏家塾,到老城西南的南开洼,再到城南八里台,现在又有了津南校区、滨海校区,确实是“越南越开”。

今天,南开师生习惯上将八里台称为老校区,称津南校区为新校区。但当年,八里台也曾经是南开大学新校区。1919年建校之初,南开大学建在南开洼,南开中学之南。八里台校区原计划于1922年建成启用,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又赶上水灾、战乱,所以直到1923年才基本落成。之所以要在6月28日先在这里举行一场毕业典礼,作为校区启用的标志,就是为了能让第一届学生有机会感受新校区。

看当时的天津地图,八里台已经是城市的最南面。那时天津的老城里、租界区,房屋鳞次栉比,而八里台周边,除了南开大学,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建筑。今天,津南校区的同学可能会为远离市中心而抱怨,但在当年的交通条件下,八里台其实是更加不便的,何况当时还处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学校又常常受到日本人的侵扰。身处市郊,甚至存在危险。

当时交通不便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从本文开头引用的那篇《大公报》报道中看到:

……八里台新校在南门外海光寺南,旧有大道一条,可以直达。惟该道正在修理,恐至六月二十八日尚未工竣,往来行车或有未便。该校拟届时在海光寺南小河内备船多只插以校旗,并预于下午二钟前即派专员在该处招待来宾,到此下车改船赴校最为便利。

当时由于道路不通,大部分人需要坐船,到现在的南大东门那里下船,再进入学校。

不仅是校外交通不便,校内当年也到处是水洼荒地,芦苇丛生。创校先贤选这块地,是因为地价便宜,而南开经费有限。张伯苓乐观地表示,水洼可以填平,用来建设校园。后来,老舍、曹禺两位校友在张伯苓校长七十大寿时写诗道:“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柳与荷塘。”就是讲这件事。

校父严修从校园选址、开始动工建设,一直关注学校的成长,并且将他创办的天津“城南诗社”诗友们,约到这个还在施工的新校园,泛舟、征诗。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作诗?就是希望社会关注八里台校区的成长,吸引更多人在经济上、舆论上支持南开,也为荒凉的校园增加文化氛围。别人眼里的荒凉一片,在南开先贤心中充满诗情画意。诗人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是南开英文系主任。柳亚子来看望儿子,同时游览了建成后的八里台校园。他作诗赞美道:“汽车飞驰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此时的南开大学校园成了天津一处桃源仙境,外面军阀混战、社会秩序混乱,而校内是另一片天地。

如今,八里台周边成了繁华市区。也正是因为南开大学在此,逐渐有了天津大学落户七里台,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在附近建校。最近,天津市重点工程——天开高教科技园也在此开园。不仅学府聚集,随着人口迁移和城市建设,八里台毫无疑问已是城市中心区。

从“南开”这个地名与校名的演化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学校对城市空间的改变。天津原有地名“南开洼”,南开中学建校于此,而有了“南开”这个校名,而后又因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办学闻名全国,1956年其所处的市区便正式定名南开区。原本南开是指城南的开洼地,现在不仅这个名称所指区域大大拓展,反过来连“老城里”也被划入了南开区。这也可见学校与城市布局的互动。

呼应地方产业

天津是近代中国重要的工商城市,当时天津有一个民谚,说“天津卫,三宗宝,南开、永利、大公报”,点明了近代教育、民族经济和文化产业与这座城市的关系。南开系列学校、永利碱厂、《大公报》,不仅是天津近代的骄傲,也是当时天津教育、工业、传媒在全国领先的标志。这三宝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坐落于八里台校园的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和天津永利碱厂开展合作,打破了日货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立于1932年3月,是张伯苓把科学技术直接为经济服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种有益探索。在给研究所定名时,他特别强调“应用”二字。该所《章程》明确提出:“本所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南开应化所所长张克忠教授曾兼任永利公司技师、黄海化工社化工系主任等。他与天津的化工企业合作,一起打破了日本在华北地区对酸碱工业的垄断,他自豪地说:“中国问题可以由中国人自行解决。”

《大公报》更是与南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不说《大公报》的最初创办者英敛之,与校父严修关系密切,在晚清立宪运动中思想相近,相互支持。后来民国时期,大公报也与南开深入合作。南开经济研究所曾经主持《大公报·统计周报》、《大公报·经济研究周刊》和《大公报·经济周刊》,收集、分析、编制华北批发物价指数、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中国进出口贸易物量物价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天津零售物价指数;以天津地区为中心,考察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考察,特别是山东与河北向东北地区的移民问题。由于注重翔实的数据调查和科学的数量分析,南开学者编制的各种经济指数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物价、市场和经济运行状况,发布的“南开指数”享誉中外,出版的《大公报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也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看重,成为了解当时中国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料。

永利碱厂、《大公报》与南开实现了相互成就、相互赋能。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与经济研究所,之所以成为南开大学当时两大王牌,就是因为与天津地方的另两“宝”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南开百年发展历程中,这样校地、校企合作比比皆是。今天,南开创办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参与创办天开高教科创园,在天津市支持下开展海河实验室建设,贯彻落实天津市“十项行动”,制定《南开大学高质量发展改革攻坚行动计划》等,都体现了大学与城市的良性互动。我们回顾百年南开历史,学科建设和地方发展结合紧密的时候,往往是南开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天津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反之亦然。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南开有“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传统,同时也有必要明确,服务中国首先是扎根地方,在服务地方过程中,实现大学本身的发展。

引领社会文化

天津地处京畿,漕海两运、南北交汇,特别是晚清开埠以来,很多领域得风气之先,形成了独特、开放的文化氛围。南开生长于天津社会文化土壤中,受其滋养,南开文化带有明显的天津印记,反过来,南开文化也为天津文化增光添彩,成为天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开大学迁到八里台,有了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空间。南开注重体育、话剧等育人功能,这些新鲜事物也影响带动了天津的时尚新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八里台校区还是中国最初实现男女同校的地方,不仅在一个校园里共同学习,也在一个空间内共同生活。南开大学于1920年首招女生,这本身就走在时代的前列,是全国最早几所招收女大学生的学校。这是五四大潮对南开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但是最初在南开洼办学时,因为条件所限,无论男生宿舍还是女生宿舍都在校外。来到八里台,就不一样了。读书、上课、生活,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全在一个校园里。

最初男女生在一个校园里,也有种种不适应,上课不好意思坐到一起,怕别人笑话。因为那时的中学基本上还都是男女分校,到了南开大学,才有了这种开创性的、新的校园生活。包括排演话剧,最初也是男女生分开,男生排话剧中的女性角色由男生演,女生排话剧中的男性角色由女生演。可是不久,也就是在1929年曹禺(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读大学时,南开有了第一部男女同台的话剧——《争强》。

在这方面,南开不仅走在全国大学的前列,而且也可以说走在整个社会的前列。因为大学本就是引领时代新风的地方,而南开又引领了全国大学的新风。虽然最初有种种不适应、种种尴尬,但正是在这种先锋实验的带领下,逐渐磨合、改良,到今天很多当年的“天方夜谭”已变成大家习以为常的事。

南开受到天津这座开放城市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引领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不仅是城市空间的开拓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开拓者。就像张伯苓校长所讲,南开人要有Pioneer(先锋)的精神。“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走在时代的前列。”

熔铸爱国精神

天津是一座有着光荣爱国传统的城市,从抗击侵略到民主运动、革命活动,天津人民始终勇立潮头,同时天津也是最早培养现代国家意识、开展国民教育的地方。南开教育即“因国难而产生”,办学的目的就是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八里台校园正是这条爱国主义教育之路的见证者。

八里台校区虽然到今年已启用一百年,但是校园中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却只剩下思源堂一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37年日寇轰炸毁校,将南开大学几乎夷为平地。1923年八里台校区启用仪式举办地秀山堂礼堂,同时也是1935年张伯苓老校长向学生们提出振聋发聩的“爱国三问”之处,便在1937年毁于战火。木斋图书馆、早期的宿舍食堂等都化为了焦土。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爱国三问”看似平实无华,但直接叩问心灵,让每一个学生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这三问堪称灵魂之问,让初入南开的学子们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的兴衰和南开人的责任,也深刻反思了“我是谁”“干什么”这个终极问题,不少同学从此投身到爱国运动之中。

张校长当年和学生们在秀山堂中的互动言犹在耳,可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不久,秀山堂就毁于一旦。不过,正如张伯苓校长所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南开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也是抗日爱国的基地,日军炸毁南开就是要“亡其国、灭其史”,反过来也说明南开是爱国的。这次毁校确实让南开浴火重生,南开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视察南开大学时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南开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南开的魂。今天的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已经成为天津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爱国奋斗,公能日新”“越难越开,愈挫愈奋”的南开精神也成为天津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南开校歌一开头便点明了南开创办于天津,南开的成长离不开天津这片热土的滋养,同时南开也在不断反哺地方,把服务天津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开拓空间、引领社会、服务产业、熔铸精神,是南开这所学校与天津这座城市的百年互动,也是我们纪念八里台这座校园启用100周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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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春,南开大学选定八里台兴建新校区,此为校门前的钢筋水泥大桥“大中桥”。

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意义——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
从木斋图书馆眺望校园南部,由近及远为北莲池(现马蹄湖位于此处)、大中路、南莲池、思源堂,右为秀山堂。

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意义——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  

1923年冬,张伯苓校长(左三)与杨石先(右二)、黄钰生(右一)等人在南开大学西百树村合影。

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意义——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
早期体育运动之男生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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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东门,前排右一为王玉哲、右二为郑天挺、后排左二杨翼骧。南开大学自20世纪20年代初迁址八里台,校门历经3次改建。现在的东校门是80周年校庆前建设,1999年9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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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冬,中文系大二学生大步走在大中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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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早期校牌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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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主楼。该楼于1962年落成,承载教学与科研工作。

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意义——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
  教职工在新开湖畔留影(远景为主楼)

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意义——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
  1958年,木斋图书馆改作学校办公楼。2002年该楼拆除并兴建新办公楼。

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意义——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
  位于旧体育馆北侧的“天南街”,2004年此处建成天南大联合研究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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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重铸后的校钟运往校内。

八里台校区启用一百周年的意义——大学与城市的双向赋能
  新世纪建成的范孙楼,“范孙楼”字样集自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先生的手迹。

(本版照片来自“百年八里台百年变迁——纪念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启用100周年”摄影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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