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的中国百年之旅（下）

来源： 《今晚报》2023年11月16日第19版

郭庆

郭大力、王亚南与《国富论》

1931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郭大力与王亚南首次用现代白话文合作翻译了斯密的著作，定名《国富论》，这一译名自此沿用至今，成为最为大众熟知的译名。这一阶段，《国富论》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被关注。马克思关于亚当·斯密学说的论述，特别是在《资本论》及1861年—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斯密经济学说的析论，成为郭、王译本诞生时期评论斯密经济学说的标准。郭大力与王亚南对斯密原文的理解和表达远超严复，加之时代大背景下的现实需求，这一阶段中国思想界学习《国富论》的深度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力度进一步增强。

1949年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郭大力与王亚南继《国富论》的首部白话文译本出版后，将其作为受批判研究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新译述，改按原著全称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配合商务印书馆有计划有选择地介绍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出版。在这一时期，二位译者认为该经济学论著仅仅具有政治经济学史的意义，并且认为《国富论》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庸俗兼而有之。

周宪文、张汉裕与《国富论》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面临经济转型的困境。1960年代，经济学家周宪文和张汉裕合译了《国富论》的第一个台湾地区译本，作为当时“翻译经济学名著计划”的第一部典籍，于1964年出版发行。译本定名《国富论》，小标题为——原称：关于国富（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二位译者选取批注最为翔实的坎南（Cannon）版本，同时还参考了日本学人的译本。

周宪文与张汉裕所译《国富论》及时向中国台湾地区传递了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当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在《国富论》的深切影响下，台湾地区逐渐形成了自由经济思潮主流，这是《国富论》在中国接受独特性的体现之一。

杨敬年与《国富论》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学家、翻译家杨敬年为代表的一众译者选择重新阐释斯密经济思想，启迪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翻译家杨敬年尽管已值鲐背之年，仍应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之邀，历时11个月，翻译了《国富论》，共计74万字。2001年1月杨译《国富论》首次出版发行，几经印刷出版成为畅销书，颇受学林赞誉。

改革开放改变了国人看待亚当·斯密及其巨著《国富论》的视角和眼光，众多学者及读者大众渴望探寻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并从中汲取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和理论。在这一阶段，《国富论》回归其本然，以能够实现富国裕民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被阅读、研究、探讨。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人们对《国富论》中的概念、理论范式、理论观点的认识不断深入，对《国富论》的重译需求亦大大增加，中国掀起了“斯密热”以及一阵阵对《国富论》的重译热潮。2000年以后，《国富论》在中国被一再重译，重译本达激增态势，其译本数量之多、译者之众、出版之快、增幅之大在学术翻译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一部作品在一个国家被翻译的过程，就是它与社会历史语境进行互动的过程。《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至今已百年有余，历经中国近现代的整个社会历史过程。清末民初严复首译《原富》以寻求富国阜民之术，不仅开辟了西方经济学话语进入中国的先河，更传播了思想救国的理念，推动了清末中国社会的变革。五四运动后，郭大力与王亚南翻译的《国富论》推动了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与传播。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待兴，郭大力与王亚南对《国富论》重新译述，在批判斯密经济思想的同时捍卫马克思主义。同时期的中国台湾地区面临对自由贸易的需求，周宪文与张汉裕翻译的《国富论》促进了当地以对外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杨敬年翻译的《国富论》传播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

自1901年至今，《国富论》在中国的译介征途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伴随着中国由弱变强的非凡历程，也印记着一个民族锐意进取的脚步。岁月沧桑，时移世易，上述译家之译著已成为永不过时的学术经典，《国富论》这部伟大的作品还在被不断重译。亚当·斯密在中国依旧“活着”，斯密思想的当代价值仍有待挖掘。

（作者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