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的中国百年之旅（上）
来源： 《今晚报》2023年11月14日第19版
郭庆
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开山之作《国富论》1776年一经出版，便被译为主要的欧洲语言，随即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2023年适逢亚当·斯密（1723—1790）诞辰300周年，笔者梳理了自清末民初至今《国富论》在中国的翻译研究状况，以回应具有全球影响的“亚当·斯密的复兴”。
回望《国富论》在中国的翻译状况，迄今为止，以严复的译本《原富》为始，《国富论》的汉译本已多达78部（除去彩绘版、少儿版），纵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时期。《国富论》在中国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其形态的多样化世所罕见。
传教士、译者与《国富论》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开始发生逆向转移，由“中学西渐”转向“西学东渐”。国人开始与《国富论》发生零星与偶然的接触，或以留学生、外交官员为例被派遣至海外偶有听闻，或通过来华西人在华发表、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论文、著作阅览而知，或在新式学堂由传教士讲授西方经济学渐渐习得。最早的相关引介出现在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口译，汪凤藻笔述的《富国策》中，“《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财、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富国策》被选作京师同文馆的经济学教材，向馆内学生教授并向全国官员赠送。它开辟了晚清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系统输入。《国富论》的经济自由主义学理经《富国策》多次介绍，借由后者产生的较大社会效应，在晚清国人中传播开来。而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口译、应祖锡笔述的《佐治刍言》由江南制造翻译馆出版，这是根据自由资本主义原理编纂而成的经济学初等教科书，书内频频提及《国富论》的经济学理。之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所著《富国养民策》的首篇导论即介绍“英人亚当·斯密所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制之也”。再后，1894年《万国公报》上连载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 Richard）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后改名为《泰西新史揽要》于次年出版。著内介绍“幸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之根本，新策既行，1日章尽废，诸英人所创之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
《富国策》《佐治刍言》和《富国养民策》不仅提到了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名字，还介绍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甚至在工资、赋税、商业贸易等方面引介斯密思想。此外，卜舫济的《税敛要例》、马林与李玉书的《各家富国策辨》 《论地租归公之益》 等著述亦多次介绍《国富论》，《国富论》在晚清先后出现了《邦国财用论》《富国策》《富国探源论》《万国富国法》等译名。
作为《国富论》在中国接受的发轫期，这一阶段国人对《国富论》的认知主要源于西方在华传教士与本土译者的译述。虽然在西方经济思想输入的初级阶段，关于《国富论》的介绍篇幅简短且不成体系，但是这让国人在严译《原富》出版之前，就已知道英国有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及亚当·斯密，实现了《国富论》在中国由闻所未闻到有所耳闻再到开始了解的跨越。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西方传教士以开创性的译著，充当了《国富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先锋，对晚清各界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经济启蒙，启迪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经济学寻求富强的路径，由此，《国富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方传播史” 徐徐开启。
严复与《国富论》
1895年的中国满目疮痍，陷入被众多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这一数千年未有的危机中。在民族危亡之际，启蒙思想家严复愤然取《国富论》翻译，以一支健笔发出激越的呐喊，穷其之力为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强国御侮之方。这位硕学通儒埋头九年之久，第一次较为完整地翻译了《国富论》的经济思想，希冀用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做武器，保护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1901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了严译《原富》，这是《国富论》首部独立的汉译本，由此《国富论》在中国传播的嚆矢正式开启。
清末中国万马齐喑，国人民智未开，值此特殊时代，如何使《国富论》适用于中国社会，成为严复面临的困境之一。为此，先生以译者注的形式对原文所涉知识进行解释与补充，向其时对西方经济学不甚了解的国人阐释斯密思想。不仅如此，严公译时常常对斯密的“价值论”等观点留有随感而发的议论，不免“言之长，而辞之激”，因而他频频借由案语夹带自己的经济见解，深深介入译文之中，尽己之力成为原文和读者之间的传达者和沟通者。
严复与斯密时之相去百有余年，却认为计学“关于中国之贫富”“系乎黄种之盛衰”，首次向清末追求新知的新世代及受传统思想主导的保守读者传播了《国富论》。从《国富论》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来看，严复的翻译已近乎处于译潮的尾声，但是这使《国富论》第一次较为完整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以《原富》为标志，国人开始主动引进西方经济学，从中寻求挽救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