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变沧桑中的进退与扎挣——戊戌变法到晚清新政间的严修心影
来源：《南开大学报》2025年3月28日（第1482期）第3版
陈 鑫
今年是严修先生诞辰165周年。近日，《严修日记（1898—1910）》整理完成，日记中这10年多的时光既是严修个人从40到50岁的年华，也是戊戌变法到晚清新政的历史时期。作为珍贵的一手资料，日记中记录了严修亲历的重大事件与日常点滴，反映了他的教育救国事业和心路历程。这一时期，严修从贵州学政卸任，戊戌变法中受保守派打压而回乡归隐。此后经历庚子之变的动荡，因国难危急再度出山，积极投身于天津、直隶乃至全国的教育改革事业，为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付出艰辛努力。然而，复杂的政治环境使他终因得罪摄政王、对政局失望而再次退隐。
日记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如何提纲挈领地理解严修10年心史，本文采取“诗史互证”的方式，将严修的自述诗与日记结合，勾勒他在“世变沧桑”中的进退与挣扎。1909年，按中国传统是严修五十初度，他写下《五十述怀》组诗共4首，彼时他正处于学部左侍郎任上，诗的内容正是十年经历的记录，与日记相呼应。
世变之忧与家国担当
世变沧桑又几经，十年风景话新亭。鼎湖影断朝霞阙，（两宫大丧尚未奉安）剑阁声残雨夜铃。（距辛丑回銮未满十年）大地江山几破碎，中兴将相遍凋零。河清人寿嗟何及，但祝神狮睡早醒。
《五十述怀》第一首诗开篇，严修回顾了十年间国家所经历的沧桑巨变。自己五十寿辰之际难言喜悦，感慨的只有对国运的忧思。“新亭”典出两晋之际，当时南渡诸人因山河破碎在新亭对泣，而王导则呼吁共赴国难。严修用此也流露出不甘沉沦、渴望奋起救国之志。
国难首先是庚子之变与辛丑条约，京津沦陷、帝后出奔。严修亲身经历惨状。天津在战乱中沦为人间炼狱。他先是因家塾教授新学，险遭义和团抄家；后又在八国联军陷城烧杀劫掠之际，与亲友困守城中。在危难中，严修收留了亲友男女老幼300多人到家中，还尽力为众人备办饭食、寻觅医药，但仍有不少人不幸罹难，包括自己的多位亲人。这些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下定决心广开民智、教育救国。另一重大变故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去世。作为政坛高层，严修亲历这一过程，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事更替意味着政局动荡。而此时“中兴将相遍凋零”，朝中已没有能够力挽狂澜的政治人物，怎能不让人更加忧虑。
诗的最后先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古典，再用“东方睡狮”喻中国的今典，表达的是个体生命有限，与其为“小我”祝寿，不如祝福中国这个“大我”。所谓“神狮”不是指皇帝也不是清王朝，而是中华民族，相比于一家一姓的生死存亡，严修更关注的是现代意义的国家、民族，他办教育之目的就是要培养不同于旧王朝旧臣民的新国民，建设新国家。正如张伯苓多年之后的评价：“彼（严先生）之国家观念，我人今日尚未能追及。”
人事代谢与时代反思
最堪思慕最堪伤，师最恩深友最良。（李文忠师、徐东海师、张丰润师、贵坞樵师、陈君奉周、陶君仲铭、王君寅皆均歾于近十年）筑室至今惭木赐，（四师之丧，余适家居，均未会葬）铭碑何日托中郎，（余欲撰亡友诸人事略，乞当代君子铭诔，以不达于辞，至今未果）秋阳江汉风千古，华屋山丘泪几行。逝者全归复何恨，剩余百感对茫茫。
第二首诗字面上表达了严修对十年间亡故师友的深切怀念，实则也是对时代的反思。诗中列举了李鸿章、徐桐、张佩纶、贵恒等老师和陈璋、陶喆甡、王春瀛三位挚友。
李鸿章与严修的师生关系，是从他作为直隶总督亲临天津问津书院考课学子开始，此后多有指点。当时张佩纶是书院山长，他对严修治学更是给予过重要指导。徐桐、贵恒是严修的座师，即科举考试中的主考官，有知遇之恩。严修感念师恩，但在大变革时代，他与老师们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在有的方面差异巨大。比如，严修尊重徐桐是理学名家，但老师极为厌恶维新。严修因为推动变革科举，在戊戌变法前夕被徐桐逐出师门，这也是他第一次归隐最重要的原因。严修尊师重道，但坚持己见。
诗中严修提到的三位友人，是新思想、新事业的先驱。陈璋对科学技术充满兴趣，还有着朴素的男女平等观念。严修在18岁时与他结识，深受其影响。陶喆甡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积极参与维新活动。王春瀛在天津兴办新学之初，是严修最为重要的帮手之一。从日记中看，庚子之变后，严修与王春瀛、林墨青、张伯苓等终日讨论兴办学校，几无一日不过从。
古人说：“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人生怎样才能算无恨呢？国势如此，上述师友的结局又该如何评价？最惨的是徐桐，义和团起，他盲目地认为“中国自此强矣”，结果八国联军入城，他只得自杀，死后还因主战被追责论罪。李鸿章年近八旬奉命北上谈判，油尽灯枯而亡。张佩纶闻联军攻陷大沽，咳血升许，带病参与谈判，后病逝。陈璋、陶喆甡死于战乱病疫，王春瀛壮志未酬身先去。他们的死可以算是“无恨”吗？严修此时尚身在局中，面对茫茫的前途，怎能不百感交集。
渔竿初志与治病仁心
两度瀛山采药归，渔竿初志竟乖违。（余癸巳旧句云“有约环瀛纵游后，万花深处一渔竿”，乃今自倍其言）不惭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事机？推毂徒贻知己累，滥竽敢恃赏音稀？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前忏昨非。
严修的一生经历了出仕、归隐、再出仕、再归隐的历程。早在30多岁任翰林编修时，因为与旧官场格格不入，就曾表达在环游世界后回家隐居的“初志”。可是，当他真的出国考察后，反倒开启了出山从政的人生新阶段。
严修将自己1902年、1904年两次赴日本考察，比作“瀛山采药”，因为他认为中国要摆脱困境，必须在文明交流中取长补短。回国后，他放弃了归隐的初衷，应袁世凯之请出山主持，将直隶教育事业办成全国典范。国家成立学部，他又担任侍郎，参与主持全国教育事业的顶层设计，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学部提出“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也正是念念不忘以教育治私、弱、虚等“中国之大病”。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严修深知政局的复杂，他担心自己在家乡的办学事业会因从政而受到影响，无法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尽管如此，他还是全身心投入学部工作中，是最勤政的堂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政坛上遭遇的挫折越来越多，对自己的选择也越发怀疑。日记内容与诗中所表达的矛盾心情相互印证，展现了严修在初志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和内心的痛苦挣扎。
冒死谏言与无奈归隐
恶风卷海浪横流，秦越相携共一舟。何屑升沉谈宠辱，莫缘同异定恩仇。随波每怵趋庭训，（先君有句云“落红无力恨随波”，盖喻言也。）补漏弥怀忝祖忧。（先本生王考歾时，余年十三，病中召余榻前，训之曰：“若兄诚笃，吾无忧，若佻薄，可忧也。古句云‘马行栈道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小子慎之。”今三十八年矣，言犹在耳，每一追诵，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五夜扪心呼负负，君亲恩重几时酬。
严修之所以再次心生退意，是看到当时政坛上的混乱。光绪、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掌权，打压异己，将袁世凯排挤回家。但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严修冒死上奏折进谏，呼吁摄政王与各方同舟共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严修引用父亲、祖父的训诫作为掩饰，还特意加以注释说自己“佻薄”“可忧”。对严修了解不深的人往往觉得，他只是温良恭俭让的恂恂儒者，这并不错。但每逢遇到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严修又总是勇于直言，绝不明哲保身。当年因上奏折建议改革科举被老师逐出师门，是如此；此时冒死得罪摄政王，也是如此；此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又进京诤谏，更是如此。
诗的最后，严修写到自己忧心忡忡、彻夜难眠，是写实。日记中可见不少记录，如“夜半醒，有所感触，辗转不成寐，不能退，不能遂，如之何？如之何？”“四钟梦醒，枕上思学务要件……”严修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升沉”“宠辱”，而是国家的得失，这也与第一首中的“但祝神狮睡早醒”相呼应。实际上，《五十述怀》四首诗内容虽然各有侧重，但主题是高度统一的。所谓“不能退，不能遂”，正像范仲淹所说“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严修十年中的心境写照。对家国天下的使命担当与混乱政局中难有作为的不堪现状，造成了严修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的纠结。
严修的正义之举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反而得罪了摄政王，被以莫名其妙的借口罚俸半年。当时的清廷与现代国家相差太远，在参加赴东陵为慈禧、光绪送葬时，严修听到大太监呵斥“官任何大，终是奴才”，深感厌恶，彻底失望。
最终，严修不再作无意义的挣扎，第二次归隐。但他并没有放弃救国之心，而是在家乡着手社会改良，继续锐意办学，推动市政、工商、卫生、慈善、赈灾等公共事业。正如1908年，他创办的南开学校首届学生毕业时，严修在训词中讲道：“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他说这不仅是对学子们的勉励，也是学校创办的宗旨。实际上，这句话正可视为严修本人的精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