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研究

一则新发现的张伯苓佚文

来源:南开大学报第1450期   发稿时间:2023-06-15

□ 张昊苏

一则新发现的张伯苓佚文

文献搜集、整理工作,素无止境。近年来,厚重的十卷本《张伯苓全集》,与《张伯苓教育佚文全集》等书先后出版,再加上《张伯苓年谱长编》和据说最近将印行的《补编》,张伯苓生平、著述的主要文献资料,应已得到比较充分的挖掘、整理。不过,张伯苓除了投身教育之外,还是当时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与各界人士均有往还,其中可能留下不少文字、言论。南开却因在日寇炮火中损失惨重,不少文献未能保存,留下了诸多遗憾。

最近承蒙天津师范大学王振良先生赐知,《河间遗韵》(田国福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中收有一则张伯苓先生佚文,不见于上述诸著,以往学者关注及此者甚罕,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在《河间遗韵》中,此文被命名为《题省立三中建校三十三周年》,全文如下:

狂狷中行,有教无类。历年卅三,春风普被。

济济英才,蔚为国瑞。珍重摛词,藉伸庆佩。

这篇文字的内容是称颂省立三中培养了大量人才,具体写作于何月何日则不易考察。“省立三中”,即直隶省立第三中学,今名河间市第一中学。从其前身1901年河间府官立中学堂计,至1934年恰为建校三十三年。这一年,该校印行了厚二百余页的《河北省立河间中学校一览》,详细介绍了学校的校旗、校歌、校训、规程、校产、校友等信息,明确介绍了该校已正式改名河北省立河间初级中学校,书中有时简称河间中学、河间初中,已不用“第三中学”之旧名。在《河北省立河间中学校一览》卷首,保存了张伯苓题词手迹(见附图),准确称之为“河间中学”,可见该文应依作者本意,保留原名《河间中学卅三周年纪念》。

张伯苓为河间中学题词,应是受到时任校长郭贵瑄(麾霆)的邀请。郭贵瑄(1897-1973)是河间文化、教育名家,四十年代以后改用“郭风惠”为名(一说风惠为字),其书画、诗古文辞俱名噪一时,成就颇高。郭氏从河间中学(当时名为河间府官立中学堂)毕业后,先考入北洋大学,与南开师生往来密切。早在1916年,他就结识了当时非常活跃的南开校友周恩来、马骏,五四运动爆发时,郭贵瑄作为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代表(马骏为该会副会长),负责文牍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郭、周亦数因文化活动而有所往还。比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牌匾,就是周恩来特别委托郭贵瑄题写的。当时郭贵瑄已重病缠身,几乎目不能视,仍坚持题写了匾额。既是熟谙中国古典的旧式学人,又对政事、革命等问题有自己的关怀,郭贵瑄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例子。

不过,对郭贵瑄影响最大的南开人物应当首推南开校父严修。在天津求学期间,郭贵瑄在《大公报》《益世报》等报投稿发表不少旧体诗文,从而得到天津学人严修、李琴湘等的关注,严修更是颂誉他为“北方健者”(详见郭风惠《风惠楼诗剩》自序)。1929年3月14日,严修与世长辞,郭贵瑄时在察哈尔教育厅长任上,但仍专门赶来吊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直隶政、学人士多以“北学”相互砥砺、表彰,严、郭均可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郭贵瑄主掌河间中学,从事基础教育,也可能深受严修的影响。他曾因族叔晋绥军参谋处长郭宗汾推荐,得到商震、宋哲元等要人的赏识,未满三十岁就成为年轻的地方教育领导者,历任绥远、察哈尔教育厅长。1929年11月,郭贵瑄作为北方教育考察团团长,前往日本考察教育,曾途经《马关条约》签约地春帆楼,并留下“春帆楼影伤心地,草草低回过马关”的诗作,这与严修二十五年前东游日本时“莫过引接寺,莫登春帆楼。恨来天地莫能载,藐尔东海焉容收”的情感颇为相近。在考察日本时,郭贵瑄深切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也深深忧虑于中国即将面临的危机,这是他辞去政治职务,专心担任河间中学校长的契机之一,与严修由学政大员转向办学的生命轨迹也不乏可参照之处。限于资料,我们目前难以确知,其中究竟确有严修的嘱托,还是纯出偶然,但冥冥之中,似乎存在着一些难以说清的缘分。在河间中学校长任上,郭贵瑄创办了女中部,这在当地实属创举,有可能来自严氏女塾、南开女中的直接启发。就办学理念来说,河间中学以“勤敬诚朴爱”为校训,注意科学、体育、群育、新剧诸端,在长城抗战间关心国难,踊跃募捐慰劳前方将士,在当时是河北省内颇具影响的名校,其做法也与南开教育有同声相应之感。

据郭氏弟子魏洲平所编《郭风惠年谱》,郭贵瑄与张伯苓相识于1919年,但并未举出具体交往事件,难以参证。有记载称,1934年河间中学校庆时,张伯苓等要人也亲自前往致贺。然据《河北省立河间中学校一览》的“本校大事记”,河间中学校庆为11月16日。参以《张伯苓年谱长编》1934年条,11月4日张伯苓从北平返津途中,震伤腰部,只能卧床休养,直到1935年1月16日,才有他出席新民学会成立会的记载。由此来看,张伯苓应该并不具备前往河间的条件,论者或据《河北省立河间中学校一览》卷首题词加以推论,恐无确凿根据。不过,在任职河间中学校长期间,郭贵瑄多次因公来津开会,很可能与张伯苓等南开同仁有见面机会。与郭贵瑄关系密切,并同为河间中学校庆题词的于学忠、商震等人,均为河北举足轻重的要员,与张伯苓有许多公务交往。同样毕业于河间中学的齐国梁,身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校长(在天津),亦与严修、张伯苓都早有交游。由此来看,郭贵瑄、张伯苓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虽未发现直接证据,却是颇合情理的推测。通过张伯苓的这一则短小佚文,我们可以继续延展出郭贵瑄与同时北方教育家的密切往还,进一步完善对民国政、学名流人际网络的认知。而像张伯苓这样善于广泛参与各界社会活动的知名人物,其事迹、交游、手泽,或在部分不甚著名的地方文献中得以保存,在新的数字环境下,我们可以期待有着更多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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