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细节里发现教育家精神——从严修与张伯苓的教育实践说起

来源：《南开大学报》2024年11月29日（第1476期）第3版

王 昊

对于每一代人而言，教育的处境是唯一的，也是崭新的，教育所面对的许多问题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发生在一种基本结构（体制）当中，谁能对教育的结构（体制）性的缺陷保持警惕？谁能在时代变局中对教育保持清醒的认知？谁能对教育的未来发展有深刻的洞见？那必然就是每一代人中的教育家。如此看来，“弘扬教育家精神”是绝对必要的。弘扬老一辈教育家的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事迹和思想，这是智慧的表现。那么如何弘扬？简单地说，就是学习榜样、成为榜样，让每一代教育工作者都不断成为下一代的榜样；那么如何学习？就要求我们去深入了解教育家的品质、修为、见识、事工等等。

如今，我们重温校父严修和校长张伯苓的点滴事迹，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教育家精神的内涵与真谛。

成长与成功

应该承认的是，我们以往对张伯苓校长说过的——严修先生的“伟大是一般人所不容易理解”这句话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校父一生，启智津沽和贵州，在近代中国推动新学、发展私学等等作为，这些成功的事例哪一点是不容易理解的呢？其实，作为一般人的我们在理解校父伟大的时候，多是从“成功”这样一种视角去理解他的，我们判断一个人或者说一份事业是否伟大，总是基于“成功”这样一种认知。过去，我们对于校长的伟大的认识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视角，所以容易把校长在办学过程中的“克服困难”的一面，理解为成就“成功”的积极因素。其实，对于校长个人来讲，比如说他在信仰经历中的彷徨苦闷；比如说他早年处理待人接物过程中，采取的较为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比如说他在南开发生风潮时表现出的独断态度等等，这些都是“消极因素”。设想，如果校长遇到的不是校父，那这些“消极因素”很可能不会促成南开教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是另一种“消耗性转化”的局面。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说严修先生和张伯苓校长就好像是企业委托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但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职业经理人有时容易困在自己这种高级管理人的角色中。可是，校长没有困在自己作为高级管理者这样一种身份和思维里，一直在不断地调适自己，这种调适和他与校父的朝夕相处和互动往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当校长老父亲病重时，严修先生时时对其治疗给予建议和帮助，对家累颇重的校长一直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当校长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得直率缺少融通时，严修先生更是循循善诱予以开导和指示处理方法；当校长因宗教信仰而职业信仰发生动摇时，严修先生更是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与其沟通和引导。所以，我说校长对校父的“伟大”的理解是有着“成全其为人”的这种更深层切近感受的。对个人来讲，这是一种成长。这也说明，在南开教育发展过程中，南开的教育家不仅仅寄希望于事业的成功，更体现出重视教育事业和被教育者如何“成长”的一种关怀态度！

这种关怀在后来校长对学校发展的表述和他对南开师生的期待里，用了更朴实的两个词，一个是“干”，一个是“长”。过去，我们认为晚年的校父对南开有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多参与的是天津地方的文化活动，其实他对南开始终是在场的。举例说，他对八里台“新南开大学”有着一种近似迷恋的感情。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南开大学成立后，为选择新校址，校父和校长都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和感情，特别是永租到八里台新校址后，校父更是投注了更多的心力。1922年这一年，他频繁地前往大学部与校长、伉乃如、华午晴、喻传鉴、魏云庄等人会谈，时常能“谈极久”。此外，他还不辞劳苦地不定期前往新校址察看。我们要知道暮年的严修是老病侵寻，用张伯苓校长的话说晚年的严修先生是不良于行的，但他依然对大学的建设始终亲力亲为、关心备至。4月18日，校父约范源濂考察大学新址，那时尚无直接通达的陆路，他们一行人从海光寺一带“下人力车易小船巡视后返至原处”。后来他在给侄孙严仁曾的信里，语气中带着激动，称已经看到平整好的垫土，兴奋得“曾乘舟周览两次”。

至1923年上半年，校父对大学新址的考察，对新建楼宇验看的次数明显增多。对于八里台的“新南开大学”，他就像期待婴儿的新生一样，从其孕育到诞生的每一时刻，心中充满了喜悦。这年7月12日，当校父携孙辈们“先乘人力车至海光寺前换乘学校所备小船”前往八里台新校游览时，私立南开大学已粗具气象。我们要知道，校父煌煌几大册日记，基本上记录的都是读书、学习、会客、拜客这样的内容，颇似流水账一般。但在面对南开大学新址时，极少在日记中展露心境的严修却一改文风，记述下当时他站在新建的秀山堂前时的那种感觉。那景致“四望青绿一色，极为美观”，使人神气为之一振，舟车辗转的疲劳感顿时消解殆尽！8月23日，严修更是约集城南诗社同仁泛舟八里台，同游15人分成两舟，吟诗诵唱，尽兴而归。“最是差强人意事，居然城市有山林”；“日尽诗未尽，归棹南关头。去年此地来，岁琯恰一周。今年会益盛，友声又广求”；“故乡风景君应记，略似西兴到绍兴”，大家看，他老人家那种兴奋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暮年的校父对于新校的建造为何投入如此多的心血，正是校长所说的那种“干的精神”“长的精神”的真实写照。如今的南开大学，草木之盛虽不比当年，但自然之境依稀可辨，小溪依旧，莲池如故，依然是那条笔直幽雅的大中路，连缀起一座座黉庐讲舍、书阁楼台。如果我们站在八里台的大中桥头，追想校父当日的奔波劳苦之状，沿着他的心迹去摩挲校园一草一木，我想大家肯定能体会到作为教育家的他的那种内心感受。

以上是从“成长与成功”角度去理解校父作为教育家及其精神的一种认识。下面再从“成人与成才”的角度来谈谈对校长作为教育家及其精神的认识。

成人与成才

在我们细读张伯苓校长的讲演文本时，或许我们很容易能发现校长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其实这种认识都是我们对文本表达的一种直观感受，在文本背后，应该还原出校长当年的内心活动。我们以当下最为人提起的“爱国三问”为例。

在阐释“爱国三问”的过程中，我们还要重视张伯苓校长最后提到的“要认为中国人都是好人”这句话。这句话反映了校长对人之性的态度，对社会文明的认知。在当年民族危亡的时代环境里，张伯苓校长曾向师生反复强调，爱国要基于对本民族的基本认知，要知道自己何以弱，他人何以强，不能空喊口号，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服务社会，达到提升民族素质和国家实力的目的。为什么说“要认为中国人都是好人”这句话重要，因为它不是大道理，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日用伦常。对别人尊重，对自己保持尊严，克制对物欲的追逐，这是文明的基本要素。南开的教育有中国思想传统的基本信念支撑，就是古典儒家坚信的人性善（中国人都是好人），并致力于发挥人的诚心与培养公心。我们要认识到，南开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政治伦理，还注重培养人的社会伦理，即从生活细节入手，点滴地去影响和改变人的教育方式，为文明社会的养成培养“好人”。比如容止格言，就是很好的社会公共道德和秩序的活的教科书。传承一百二十年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洁。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十分清晰地传递出私立南开的教育方式和方法，那就是从一开始就彰明了教育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文明行为的养成需要训练，需要规则，需要督促。张伯苓校长曾说“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备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效”。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自然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然可以适应未来社会的要求。

再举一个例子，民国建立之初，蔡元培先生出任教育总长，范源濂先生出任次长。范先生与南开有很深的关系，南开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中也有他贡献的智慧。两人都希望把中国教育整顿一番，使之有一番新的气象。他们曾经有过一次很有名的关于办学问题的讨论。范源廉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中学（无法提供好的生源）？中学没有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同样是提供好的生源问题）？所以他认为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小学，然后循序渐进。但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第一步先得整顿好大学。很明显，这一“公案”，实在没有摆脱我们常说的“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问题。这是从国家教育体制的层面讨论办学的一个生动的例子，而这种讨论在民国时期被反反复复提出。无奈的是，民国一代因国情所囿，国家相对忽视基础教育的作用。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曾经说，晚清民国以来，国家对中小学教育的管理下移，并没有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建立中央政府直接资助和管理的国民教育体系，以完全同一的标准在国民中进行道德训导和知识传播，尤其是教师的质量和薪酬至今也没有达到整齐划一的全国统一标准，落后贫困地区的学校与沿海和中心地区的学校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种状况应该是晚清民初设计和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失误，极大地妨碍了广大农村和边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段插曲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历史认识：与我们现在不同，民国时期中学生毕业后是可以在社会上谋求适当的职业，满足社会所需，能够成为社会中坚。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即便是在当下，中小学教育仍然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良好社会风气养成的关键。其实，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所苦苦追求的现代化，甚至说我们现在所要为之奋斗的中国式现代化，如果要繁荣发展，没有一个优越的社会环境作为保障，没有素质优良、品行端正的人的养成和参与，是不太可能实现的。而我们想说明的是，在大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可以在小的环境中逐步完善设计，如果能做到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这一定可以实现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大范围改变。私立南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南开的教育家们始终坚信，要通过教育使中国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现象，我们怎么去把握南开教育介入和实现现代化的程度？比较合适的办法就是把焦点放到她对人的培养和对人的态度上。懂得自爱爱人的人，他们对待生活和事业的态度，一定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和教育现代化会起到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在国家政策尚不足以全面调整和改变的时候，我们现在从事教育的人能否更多地把教育的方向调整到关怀被教育者的成人与成长上面？我们能不能重现当年南开教育家有过的辉煌？我们能不能比前辈们走得更远更长久？这些都值得我们长久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