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生南开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23年10月13日第12版

　　“很多人都说，你是天津人吗？我说不是。那你是南开的校友吗？我说也不是。那中国那么大，那么多学校，你为什么选择了天津的南开大学？”

　 刘学玲、陈焰和所有参与编写《为有荷花唤我来》一书的南开人一起，试图从学子的角度，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寻找的过程绝不轻松，但汲汲骎骎一路走下来，这些编写者本身，也成了答案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雷琨 徐欧露 王京雪

　　“1979年，因为李霁野先生一声召唤，叶先生来到南开讲学。2019年，因为叶先生一声召唤，我们决定编这本书。”

　　“先生和南开有40多年的缘分，但专门讲述这段师生缘的书几乎没有，这本书填补了一个空白。”

　　坐在南开大学迦陵学舍，捧着这本《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刘学玲和陈焰的语气有些激动。

　　“很多人都说，你是天津人吗？我说不是。那你是南开的校友吗？我说也不是。那中国那么大，那么多学校，你为什么选择了天津的南开大学？”2016年，叶嘉莹在天津大剧院举办了一场公益讲座，主题是“要见天孙织锦成——我来南开任教的前后因缘”。讲座开头，92岁的老人特意提到了几个常被人问起的问题。那天，刘学玲就坐在台下。

　　几年之后，刘学玲、陈焰和所有参与编写《为有荷花唤我来》一书的南开人一起，试图从学子的角度，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寻找的过程绝不轻松，但汲汲骎骎一路走下来，这些编写者本身，也成了答案的一部分。

师生

　　刘学玲和陈焰是南开大学中文系1982级的同班同学。2019年10月，南开百年校庆，他们班返校的同学，给南开大学文学院时任院长的老同学沈立岩提了个请求，“能不能让我们见见叶嘉莹先生？”

　　1979年，时年55岁、离乡30余年的叶嘉莹向教育部申请利用假期自费往返大陆讲学。当年4月，叶嘉莹第一次来到南开，讲诗授词，自此扎根。但开始几年，不是每届学生都能赶上她的课，82级中文系就是擦肩而过的那一批。

　　2019年10月19日上午，返校的近20位老同学，来到叶嘉莹位于西南村的家中。这群多数未曾谋面的“弟子”向她汇报，他们准备做一本82级中文系纪念图集，要把先生鲐背之年依然给在校生讲诵宋词的图片收录进去。

　　叶嘉莹听后“满怀期冀”地说：“你们出一本我在南开讲学的书给我吧。”

　　“她特别看重自己跟学生之间的情分。”沈立岩觉得，说出这句话，是因为叶先生想知道同学们是怎么看待她这段教书历程的，期待给在南开的教书经历“一个文字的归宿”。

　　老师的一句话，“学生们”放在了心上，“出来就拉了个筹备工作群”。他们将其视为一份“作业”，想用这本书补上那段未能在教室中圆满的师生缘分。因叶嘉莹极爱荷，书名就取自她记写荷花盛开的南开马蹄湖那首诗中的一句，“为有荷花唤我来”。

　　言及自己与南开大学结缘之始，叶嘉莹曾多次在文章和讲座中感念一位前辈：现代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外语系名誉主任李霁野教授。李先生是叶嘉莹恩师顾随的同事、好友，叶嘉莹以“学生”自称。“当我于1941年考入当时北平的辅仁大学时，李先生正在辅大西语系任教，而我则只不过是一个才考入学校的国文系的新生。”叶嘉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青年时代她读过霁老翻译的《简·爱》等小说，但直到1949年3月，身在台北的叶嘉莹受顾随先生之托，代恩师探望几位任教于台湾大学的故交，她才第一次见到了李霁野先生。那之后，时移世易，台湾白色恐怖愈演愈烈，霁老返回大陆，叶嘉莹在台带着不满周岁的大女儿被拘捕，自此经历了人生中一段艰苦备尝、天涯飘转的岁月。

　　一晃近30年过去，已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的叶嘉莹，从温哥华寄出一封回国教书的申请信，没过多久，她又从报纸上看到了李霁野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她兴奋地致信李先生，将自己的近况和打算告知师长。1979年，教育部批准了她的申请，安排她到北京大学授课，一段时间后，叶嘉莹收到了霁老的来信。信中老人诚恳地邀约她转到南开。彼时的叶嘉莹对南开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因老师的一声召唤，就离开家乡北京，踏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

　　接受采访时，刘学玲反复讲起这段往事，编辑《为有荷花唤我来》的过程，好像一种传承和延续——叶先生对师长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敬爱，成为感召南开后辈倾力做书的力量。

　　拜访叶嘉莹几天后，第一条“征稿启事”被发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校友微信群，沈立岩、陈焰、刘学玲等人组成编委会，工作就这样启动了——既无先期经费、也无固定办公场所，出这本书“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是叶嘉莹这个名字在南开师生心目中的分量。没资金，编委会求助于南开大学天津校友会。“你们一定要采访一下校友会的詹会长，是他帮我们募集到了这本书的出版经费，让我们心里有了底气。”面对记者，编委会几个成员都提到了詹先华的名字。但接到采访电话，这位南开大学金融系1983级校友不愿居功，“这个事太有意义了，毫无疑问要支持！”他把筹集资金的过程描述得很简单，“一说是要出叶先生在南开讲学的书，我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同意出资了。”他说，“提到叶先生，南开人没有不敬仰的。”

　　稿件从四面八方传来，其作者也大多是南开人。有人录下叶嘉莹初来南开授课的每一首开课诗和告别诗；有人至今记得老师讲课从不落座、一咏三叹的风姿；有人回忆自己失去亲人、无心听课，如何得到老师开导，“学会了应该怎么面对苦难”；有人提到自己受叶先生为振兴中华诗教奔走呼号的影响，走上传播诗词文化之路……

　　本书副主编、中文系1978级校友余晓勇联系上自己的老师鲁德才，后者是南开大学古典小说与戏剧领域的资深教授——叶嘉莹第一次来南开，是由鲁德才迎接的；在主楼111教室讲第一堂课，也是鲁德才上台介绍、致辞的。上世纪90年代，叶嘉莹在南开创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现名“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长，鲁德才则是为初创的研究所忙前跑后的首任副所长。两位学者、同事间情谊甚笃，叶先生曾赠诗给鲁先生：“襟怀伉爽本无俦，为我安排百事周。”余晓勇觉得，要为叶先生出书，没有鲁先生的回忆是不完整的。

　　鲁先生当时已经89岁了，眼睛刚做完手术。拨通鲁德才家里的电话，余晓勇还担心太过冒昧，没想到，老人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我们前后去了五次，第一次就聊了两个多小时。”刘学玲回忆说，“鲁先生好像早就在等我们来，听他讲叶先生的故事。”

　　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文稿来自身在日本的1979级中文系校友叶言材。他是南开学子，也是叶嘉莹的侄子。作为学生，他听先生“跑野马”直到“熄灯号”吹响；作为侄子，他知道姑母当年腿肿得老高，还执意从加拿大长途飞行回国讲学的坚持。他曾陪年近八旬的姑母到叶赫古城“寻根”，也陪同拜访过陈省身、杨振宁等学者。循着姑母的足迹，叶言材同样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退休前，他在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中国系任教32年。叶先生评价这个侄子，是家族后辈中“唯一一个与我相近和比较能够理解我‘回国教书之志’的人”。

　　叶言材觉得，他有责任通过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视角，真实记录下姑母在传承中华诗教道路上的付出，记录下姑母至为看重的，那些一路上关爱、帮助过她的学界师友。写作过程中，叶先生亲自给他发邮件提供素材，嘱咐他一定要将陈省身夫妇写进文稿里，因为“他们都喜欢诗词……经常来我班上听课。对我极为关爱”。

　　编书过程中，编委会收到三套当年学生聆听叶嘉莹授课时做的课堂笔记。40年过去，保存非常完整，“可以直接出版的水平”，成为考证书稿时重要的参考资料。

　　其中一套来自1978级的杨茜萍。老师从左到右写满又擦去的板书和旁征博引的讲授，都被她用娟秀的钢笔字记录下来。40多年间，杨茜萍搬家近十次，藏书的房间也曾被水泡过，这套笔记始终完好。

　　这让刘学玲想起叶先生保存、整理的顾随授课笔记与文稿。叶嘉莹跟随恩师顾随听课6年，手写下八大本外加许多散页的笔记，她一直视如瑰宝。在飘零辗转忧患苦难的生涯中，从北京、上海、南京、左营、彰化、台南、台北、美国、加拿大一路走来，多数书物都已散失，只有这些笔记一直随身携带，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回国授课后，叶嘉莹将其整理，指导顾随先生之女顾之京辑录，终于在1986年出版了《顾随文集》——那是顾随辞世26年后，出版的第一部遗著。

　　跨越数十年的时光，两个埋头抄笔记的学生形成奇妙的互文。“这就是继承老师衣钵吧。”刘学玲说。

　　“诗生”

　　看到征稿消息，韦承金试着把一篇已成稿投给编写组，标题是《“跑野马”之境——在南开聆听叶嘉莹先生古典诗词讲座札记》。没想到，这成为全书唯一一篇被叶嘉莹批注“全然不需改动一字”的文章。

　　但韦承金说，自己只能算叶先生的“讲座弟子”。他并非文科出身，是南开经济学系2001级校友，因为醉心诗词与昆曲，20多年来，只要有叶嘉莹的讲座，韦承金几乎场场必到，悉心听记。

　　他仍清晰记得与叶嘉莹的第一次见面。2004年，南开大学召开“庆祝叶嘉莹教授八十华诞暨词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在经济系读大三的韦承金早早赶到会场“占座”。那天，先生照例“跑起了野马”，从坎坷的人生经历讲起，言及自己从事古典诗词教学数十载而“人生易老梦偏痴”的缘由：“我觉得，我们国家、民族，现在虽然是日臻富强了，可是我常常想，我们在追求物质这方面的成就之外，我们的精神、我们民族的精神、国民的品质，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虽然生命是短暂的，但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希望、我们的追求是永远的，我们诗歌的生命、我们中国文化的那个血脉的源流，这种精神是生生不已的。”

　　彼时的韦承金正为未来彷徨——眼看就要大四，是在经济专业领域发展，还是遵从内心的热爱和理想，成为一名文字工作者？他在学生时代就是不折不扣的“文艺少年”，虽因各种原因报考了文理兼招的经济系，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却不曾减退。

　　那段话给台下的韦承金带来巨大的震撼。“你自己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这时如果有人给你深刻的鞭策，你会更加坚定。”他决定跨专业考研，从事中国美学研究，尽管最终没能考取，但在就业选择中，他还是在入职企业和在《南开大学报》做编辑之间，选择了后者。2006年至今，他已在学报编了近20年的文艺副刊。

　　“85后”陈凯在南开读本科时念的是商学院，他同样是叶先生的“讲座弟子”。因为大二时听了一堂先生主讲的“大师课”而成为“叶粉”。毕业工作之后，他放不下心中热爱，回到母校在职读研，这一次，他选择的是图书情报专业，“主修课程里有文献学和版本学”。他一边学习，一边通过旧书网等渠道购买叶先生历年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也花高价收集散落在藏家手中的、叶先生的亲笔书信。《为有荷花唤我来》一书中，陈凯就根据他收集的一封叶先生1991年与时任南开校长母国光的通信，完成了一篇《叶嘉莹与南开大学结缘的一段过往》，那是极具史料价值的书稿之一。无论是跨界进修、还是高价收藏，只因为可以“更好地了解先生的学术生涯，传承大师之风”，陈凯觉得一切都“非常值得”。

　　执着、热爱，成为采访中的高频词。校友会募集的资金全部用来出书，《为有荷花唤我来》的编委们不拿一分钱报酬，甚至自己贴钱。好几人在采访中不约而同提到南开的“书生气”——他们有自己的内心坚守与价值标准，若置于诗心词意之间，又何尝不是一种“诗生气”。

　　当被问到跟随叶先生这些年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哪里，汪梦川的答案既不是论文也不是荣誉，而是自己的诗词、骈文创作水平“大幅度提高”了，“这个是我最满意的一点”。谈及此，这位南开文学院副教授高兴得像一位仍在求学的学生。

　　他为这本书所写的文章名为《为己与为人》，出自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就是为了有所得于心、提高自身修养；‘为人’则是说做给别人看、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他写道，“一言以蔽之：古人为学，目的是安身立命，而今人则往往是为了外在的各种利益或光环。”而叶先生，则有“今之古人”的风范。

　　编委们曾找到一封叶嘉莹来南开教学之初，给李霁野先生的信，她在其中专门提到对这座学府的初识印象，“我觉得南开的老师有一种正直、诚恳、认真的作风”。今年已91岁高龄的鲁德才仍清楚记得这6个字，这也是他对叶嘉莹的印象。“叶先生回国就是为了讲学，她朴实、真诚、不张扬，就想认认真真搞学问。她真爱诗词，诗词就是她的生命，所以她想把自己的一切都传给学生。她不是回国‘养老’的，也从没想过靠自己的名声得到点儿什么，她就是一个心思纯洁的、有老一辈学人风范的爱国学者。”鲁德才认为这种“精神上的契合”是叶嘉莹晚年选择在南开设立研究所的一个重要原因。

　　叶言材总说他和姑母的性格很不一样，但在刘学玲看来，这对姑侄有着一脉相承的严谨。“叶师兄一再跟我们说，对书稿里的文字、插图，有疑问的地方一定要核对清楚。”而他本人在撰稿过程中，也常常发邮件和姑母确认细节，为了叶家老宅屏门上的“寿”字颜色究竟是红是黑，姑侄俩也会一来一回地“争论”。为什么如此“较真儿”？叶言材告诉记者，他不写便罢，只要写，就要保证事实的准确，那是他对姑母的尊重。

　　为了给先生出这本书，“人家说三审三校，我们三十校也不止。”刘学玲说。书中的照片说明都做了一一考证。为确定一张照片到底是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80年代末拍的，他们多方核实，最终发现，这张多次被引用的照片时间标错了。

　　这样的严谨为叶先生称赞。

　　但也有“挨批”的时候，比如有些第一批征集来的文章被批“没有真情实感”。

　　在汪梦川的师妹黄晓丹的印象里，叶嘉莹尤其看重一件事——真诚。学生评诗，如果只是搬运别人的观点或赶时髦，和自己的生命体验没有关系，不够真诚，先生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

　　韦承金曾把自己创作的几首诗词发给叶嘉莹审阅，先生肯定了他的才华，却也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读了你的旧体诗词之后，觉得酬唱的作品太多了，把作品的品格降低了……宁可少作诗，但是要作就一定尽力作出好诗来……要在心里面真正有所感动时才写诗。”

　　现在黄晓丹做研究，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诚实地表达”。

　　采访中，好几位采访对象特意叮嘱，不要写他们的故事，写叶先生就好，因为不希望夸大了他们的成就，“借着叶先生的光芒抬高自己”。

　　师·生

　　“没关系没关系，我要站着讲。”

　　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一直记得初见面时，叶先生对他说的这句话。那是2011年初，他刚刚赴任，在学校举办的一场春节茶话会上，87岁的叶嘉莹教授坚持起身，向新校长做自我介绍。龚克想让叶先生坐下说，老人不肯。她像上课时一样，站在原地，将自己从加拿大回国来南开讲学的经过娓娓道来。她缓缓吟诵起自己在温哥华向祖国递交申请之时写下的诗句：“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这两句诗一下子打动了龚克，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先生在独自寻什么？她肯定不是在寻找回住处的路，而是在寻找归国从教的路”。

　　《为有荷花唤我来》一书的开篇，是叶先生亲撰的《我与荷花及南开的缘分》一文。她在文中夸赞龚克“每次见面经常与我谈论诗词……有一次开会，他走在我的身边竟然还顺口背了我的一些诗作，我对理科出身的领导能对旧体诗词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和修养，实在感到钦佩不已”，龚克却说，自己不会作诗，是叶先生一身“文气”、起身讲诵、兴发感动的师者风范感染了他。

　　“先生要站着讲”——几乎每个采访对象都会和记者提到这一点，也包括给本书作序的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教授。1979年叶嘉莹第一次授课结束，临行之际，当时还在中文系读研究生的陈洪为先生整理了行李。20世纪90年代，叶嘉莹创立研究所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波折，也是在陈洪出任中文系主任后，与各方合力推动，事情逐渐有了转机。“30多年来陈先生亲眼看到了我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叶嘉莹在《我与荷花及南开的缘分》中写道。

　　作为同行，一路走来，陈洪也对叶嘉莹“年过九十，站着讲两个小时诗词”的风采钦佩不已，他觉得那是叶先生对学生、对诗词、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尊重。“说起来都惭愧，我一过了七十岁，就总坐着讲了。”

　　但在南开师生眼中，自叹惭愧的陈洪与叶先生有着相同的师者之风。“陈洪先生给很多届本科生讲过大学语文这门基础课，后来也一直带着我们这些后辈教师讲大学语文，还拿到了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静说，南开学风鼓励老师以讲台为重，有一种“培育好老师的空气和土壤”，“好像大家都有种使命感，觉得做老师的立足点应该是先把课上好，只做文献是远远不够的”。

　　张静师从叶嘉莹多年。她在《为有荷花唤我来》中撰写了一篇名为《望日莲》的文章。望日莲是向日葵的别称。叶嘉莹在南开40余载，不只她的学生，她的亲人、朋友、同事，甚至“粉丝”，很多都成为老师。他们就像是一朵朵望日莲，无论被栽植到哪一片土地上，都始终望着启迪心智的光芒照来的方向，结出沉甸甸的种子。

　　叶言材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他发现自己为师、为学的风格受到了姑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姑母“偏爱”上大课，他自己也如此。他教日本学生中文，最喜欢上的课是最基础的“会话”，即日常汉语对话。这显然不是一门能出论文、出成果的课，但叶言材不在意，他觉得，“既然他们要学习中国文化，那就必须把基础打牢靠。我是中国人，又是南开中文系出身的，我有责任告诉他们原汁原味的中文是什么样的，要把中国文化真正的魅力展现给这些学生。”

　　张静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踏上讲台前，在家里“排练”了好几遍，心里始终有个困惑：正式面对学生时，要不要照本宣科？“我们成长路上经历过不同的老师，有的可能就是照本宣科；有的就像叶先生，有充分准备，没有稿子，天马行空，启发学子的心灵。”张静说，对于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前一种更容易，可她思来想去，还是决心做足准备，放下讲稿。

　　老师的影响不仅在课堂上。1981年，还在上大三的赵季帮助叶嘉莹整理《论柳永词》的讲座录音。文章随后在《南开学报》发表，成为叶嘉莹在中国大陆学术期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章末尾，叶嘉莹特意署明“整理者：赵季（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并托人转交一百多元的整理费，赵季坚决不收。为此，叶嘉莹把他叫到天津第一饭店吃了一顿便饭，郑重地把整理费交给他，“这是你业余时间的劳动，你必须收下”。

　　“这个场面像照片一样一直印在我脑海中。”72岁的赵季说。

　　毕业后，赵季留校任教，桃李天下。直到现在，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只要是学生业余时间帮助录入或校对，他都一定按字数或时间付给学生费用。著作出版时，他也一定会在后记中说明哪些学生从事了哪些相关工作。

　　诗·生

　　播下种子的人——这是陈洪对叶嘉莹的形容。她一生传承中华诗教，播种师心，也播种诗心。“陈省身先生是大数学家，也在叶先生的带动下提笔写古体诗。”叶嘉莹八十岁寿辰时，常来听她讲课的陈省身为她赋诗贺寿，写下“锦瑟无端八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词。”陈洪觉得，这就是叶嘉莹的魅力，“不见得马上就能看出怎么样，但她的影响在那儿。”

　　“书生报国成何计”的拳拳心迹，早已在马蹄湖畔写下了答案。为激励南开大学的学生学习古典诗词，1997年，叶嘉莹用自己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金的一半设立了“驼庵奖学金”，一年一度，延续至今。考试内容是《论语》《孟子》《汉魏六朝诗选》《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最初一等奖奖金为两千元，近年增至一万元。

　　奖学金开始只面向中文系学生。赵季向叶嘉莹提议，很多文理兼优的学生，在高考时被动选择了理工科，其实他们的古典诗词水平很高，热情也很高。叶嘉莹欣然同意。现在，“驼庵奖学金”已在南开铺开，许多理工科学生获奖。

　　2017年，叶嘉莹又在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迦陵基金”，目前已完成了前期捐赠3000余万元，用于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沈立岩感到，一种氛围正在形成，“南开从上到下诗学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南开大学图书馆里，叶嘉莹的书不知被“翻烂了”几套。她的讲座或公开课，晚上7点开始，下午4点多就开始排队，讲座每次都安排在最大的主楼小礼堂，还是装不下。迦陵学舍成了学子们的“打卡地”，每年开放日，领票的学生总要排长龙。

　　“办教育不光是在课堂上讲，要整体形成一种氛围。”曾见证着迦陵学舍从图纸到建成的龚克提起了南开校歌，“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以铸以陶’用什么呢？就是整个校园文化。不是所有南开的学生都听过叶先生讲诗词，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记住叶先生写的每一首诗，但她的到来、迦陵学舍的落成、中国古典文化氛围的兴起，陶冶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不管自己能不能做诗人，都愿意读诗词、欣赏诗词、尊重诗词包含的文化。我们希望能把这个留在校园。”龚克说。

　　最近，韦承金正着手把自己20年来在南开听讲座的札记、写过的学人散文整理出来，集成两册书，“我没想过能不能出版，只是想像先生传承诗词一样，把南开的学风和文脉，通过这些文章传承下去”。

　　他将编订好的目录转呈给叶先生，先生非常开心，提了八个字：学者有师，斯文有传。

　　叶言材几乎每年都会在姑母庆祝生辰时送上一份礼物。今年，他用自己的退休金，为姑母塑一座白铜制的全身像，凝筑她回国40余年，站在三尺讲台传承中华诗教的风采。铜像参考了叶先生最为大众熟知的形象——长身玉立，一条轻盈的素色纱巾垂在身前，右手自然地向外挥到一侧，手指微伸，动作神态像是在讲解板书，传授诗词。

　　2022年《为有荷花唤我来》出版。“这本书是我跟南开的老师，跟所有听讲的南开同学之间的一个纪念。”叶嘉莹专门为此录了一段视频，她披着荷花披肩，又诵起自己那首诗：“结缘卅载在南开，为有荷花唤我来。修到马蹄湖畔住，托身从此永无乖。”

　　编委会的成员们，看到这里几乎落泪。

　　他们想起叶先生在书的开篇写下的一段话：“记得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篇考古的文章，文章记述在一座汉代古墓中发现几颗千年以上的莲子，经人们尝试种植以后，竟然也生长出来了新一代的莲叶和莲花。夫禅宗有传灯之喻，教学有传薪之说，则我虽老去，而来者无穷，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岂不正在于是。”

　　（实习生王嘉琪、臧泽萱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