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接办蜀光是集团化办学的成功尝试

雷 道 炎

（蜀光高1946级毕业生）

集团化办学是近年兴起的现象，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它有助于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南开接办蜀光时并无此名词，但实质类似。南开本有大学、中学、小学，属于同一系统，但那是前后衔接的关系。在同一层次（比如中学）横向扩展，在天津时似尚无。

日军侵华，炸毁天津南开大学和中学。大学部分随之与清华、北大共同组成联合大学，移址昆明，称“西南联大”。中学部分伯苓公早有预见，已在重庆沙坪坝购地重建，始称“南渝”，后更名重庆南开中学。但重庆南开中学开办不久，自贡有关人士邀请伯苓公访井参观，并接办蜀光中学，伯苓公欣然允诺。虽因尊重自贡地方人士意见，并未更名，实质正如伯苓公所言：天津南开是第一南开中学，重庆南开是第二南开中学，自贡蜀光是第三南开中学，同属一环，一集团也。

南开接办蜀光，办学无疑是成功的，何以成功之影响因素，我在拙文“当年蜀光为何能快速崛起？”（“怀念母校蜀光中学系列短文(之二）”）中已有分析，兹不赘述。现拟从“接办”这一角度，试分析之：

一、伯苓公、喻校长及其他骨干教师均有強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乐于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

诚如喻校长在“从南开到蜀光”一文中所言，在创办重庆南开中学不久，尚待努力鞏固之时，何以又不惮烦劳，去接办蜀光？其实原因就是：1、增加抗战力量，2、推广南开精神，3、促进自贡市及新四川之建设，4、多一服务机会。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当时抗战时期，四川是全国的大后方，陪都即在重庆。他们这些书生，既不能毁家纾难，又不能持枪杀敌，那就在后方多办学校，办好学校，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战时可参战，平时可建设。事实上，他们直接培养的这一批学生，确实也有极少数人当时直接参军抗日，后少数人直接参加了推翻蒋政权的斗争，多数人则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二、制订了照顾教职人员实际利益的政策和措施：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除了精神层面，物质层面也不可或缺，这主要有两方面：

1、规定必要的支援年限：当时重庆是大城市，自贡是小城市；南开环境熟悉，蜀光环境生疏，完全作为调动，考虑因素更多，故规定一定的支援年限，期满返回是必要的。但在我读书六年间，除喻校长外，其他似无人返回。1945年抗战胜利，46年我们毕业离校，就不清楚了。但确有老师直接回乡，也有调回重庆南开中学的（如高峻乾、李观方老师）。

2、较好的物质待遇：为稳定教师队伍，改计时制为月薪制，并提高月薪标准。如在1938年下学期：主任：80～140元，其余职员：20～80元，专任教员：60～100元，均较原蜀光初中提高。且除极个别本市有家外，无论单身或携眷，均住校内。

为鼓励长期服务，又实行年功加俸及优待办法。如1943年规定：教员和干事以下各职员满两年者分别加月薪30和10元，滿3年者加40和20元，余类推，但最高以500和200元为限。且满3年以上者多发1月和半月年终奖金。以后随着物价上升，又发津贴。到1948年，涨得太快，干脆改发实物（米）了。

以众多学子熟知、服务蜀光大半生的孙柏蔚先生为例：

时        间             周  课  时      月      薪

1938年9月            18            80元

1941年8月            18           190元。另津贴800元

1944年8月            18            370元。另津贴4000元，米1.2市石

1946年8月            18            125元  另津贴4.5万元

1947年8月            18            130元。叧津贴20万元

1948年8月            18            乡碛米 4.47市石

另外，子女如在本校或附小读书可免学费以及其他福利措施。

现在读者对法币缺少概念，对实物好点，1市石为10市斗，共150斤。我在浙大读书时，因杭川两地解放的时间差，约1年无经济来源，靠在中学兼课为生，每周4课时，每月得米4斗，勉可维持。如此看来，孙先生维持全家6～7人生活，应无问题。孙先生原系从齐鲁大学来的，本有机会回成都齐鲁大学（当时内迁），却终生在蜀光任教，待遇当非主因，但反之，若待遇无法养家，何以留人？

三、盐管局领导和蜀光校董会的大力支持以及群众的理解：

首先是邀请，盐管局局长缪秋𤇍先生于1937年7月函请伯苓公游井并参观自贡教育。8月，蜀光校董会李秉熙等24人联名函缪局长，表示自贡教育落后，希望伯苓公加以指导。此信由缪转伯苓公，伯苓公感其诚意，乃于10月，偕同喻校长来井参观，蜀光董事会成员及学校学生数百人出外夾道欢迎。游井3日，蜀中校董邀伯苓公向学生演讲。伯苓公深感学生可爱，校董诚心，决定接受。随后，蜀中校董即召开会议，聘请伯苓公、缪局长、喻校长为董事，并公推伯苓公任董事长。1938年5月，蜀中校董会推举喻先生为校长，6月，喻校长来井就职，接办正式开始。

其次是经费。伯苓公认为，原址太小，无法发展，看中对面伍家坝，依山傍水，地域开阔，于是决定购地建校，这需要一大笔经费，正好盐管局有一笔公益性巨欸（本应返还盐商），征得盐商们同意，遂决定用于建设新校。至于经常费用，盐管局与盐商协商后决定与产盐数与运盐数挂钩，作为产商和运商的捐款。后来，欧阳尔彬校董等认为还难保证，应建立基金方可。这事难度极大，但后来终于在欧阳先生及缪局长等的共同努力下，获得1亿5千万元作为基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作用，即使后来通货飞涨，也免于解体，直到解放后政府接办。

至于群众的理解，除了表现为盐商的支持，首推原校长王楠先生。他在任职时曾努力设法办好学校，终因条件所限，无法完成。南开接办蜀光，他首当其冲，但他不仅未反对，还很支持，曾亲赴重庆要求尽快接办，带头辞职，并说服少数不甘心的教师，平静离去。学生经过核查测试，退学了100余人，引起学生㳺行，家长闹事等，但由于欧阳校董等人的劝解，终于解决，余200人左右并入新蜀光。所以，接办蜀光，仅接收不多学生，近似创办。正如喻校长所说“创建新校易，改造旧校难”，蜀光虽是接办，类似创建，这也是接办蜀光较易成功之故。

四、抗战大形势带来的有利影响：

简单说三点：

1、日寇占领了半个中国，沿海地区都成了敌占区，海盐运销受阻。国统区中原销海盐的地区不得不改由井盐补充，促进了自贡盐业的发展。经济发展也带动教育的发展；

2、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共矛盾虽仍存在，相对缓和，这有利于南开“一切党派不得进入校园”的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主要限制了国民党和三青团的活动。故蜀光师生中虽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但学校不给固定场所，难于活动。相对应，在1938年到1945年近8年间，中共地下党团活动亦不多，校园较平静。但1946年开始，谢韬、李中（慎之）来校后，特别1947年学生运动兴起后，校园就不太平静了。

3、抗战期间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不愿做亡国奴，纷纷来到大后方，或求学，或谋职，为招聘优秀教师提供更多的余地。

总之，我认为，南开接办蜀光是集团化办学的成功嘗试，对于今天的集团化办学，如系新建，借鉴意义更大，如系老校改造，也可部分参考。

参考文献

1、江庸  伯苓亭记  蜀光校史附录一  自贡市蜀光中学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

2、喻传鉴  从南开到蜀光  蜀光校史附录二  自贡市蜀光中学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

3、欧阳尔彬与蜀光中学 蜀光校史附录四  自贡市蜀光中学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

4、南开中学接办后的私立蜀光中学  蜀光校史第二章  自贡市蜀光中学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

（2025年1月9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