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运：锲而不舍的拓荒者

来源：《南开大学报》2014年9月20日第1241期

本报记者 心路
　　魏宏运，1925年1月生，陕西长安人，195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第二、三届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成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天津市历史学会名誉会长，香港学术评审局学科评议专家，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历史教学》杂志社编委会副主任，河南大学、河北大学、西北大学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重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学术职务。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工具书和资料书有十几种，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不久前，为庆祝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先生90华诞，南开大学召开了一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九秩岁月，几多浮沉。“90后”的魏宏运，洞悉了历史中的兴衰成败，品读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岁月让当年那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霜染华发，却终究改变不了他在追求真理大道上锲而不舍的秉性与心境，磨不去他“站在八里台，胸怀全世界”的气魄与豪情。
　　
一
　　对于魏宏运来说，1948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在他的《自订年谱》中，关于这一年的纪录格外长，很多事情精确到日期。
　　用魏宏运的话说，这一年他经历了三件影响一生的大事。一是考入南开大学，亲耳聆听了张伯苓、何廉二位校长关于南开“公能”校训的演讲；二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共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委会的地下工作；三是认识了王黎女士，后来成了自己的终生伴侣。
　　1948年，魏宏运24岁。已经历了从西安农村到城市、由北平到天津、辗转几地的生活。
　　魏宏运出生于陕西农村的一个清贫之家，从小饱受饥寒之苦。在家乡，魏宏运第一次见到了红军，亲眼目睹了呐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徐海东队伍，英豪之气令他十分激动。10岁时他随父亲来到西安，踏上了求学之路，并开始阅读艾思奇《大众哲学》、刘若诗《辩证法浅说》等包含着新思想、新知识的书籍，这对他未来的人生旅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6年，由于仰慕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魏宏运考入辅仁大学。他回忆说，当时的北平城文化氛围非常浓厚，一踏足就可以感受它的魅力。能到北平读书对他来说是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为了不辜负那些资助他上学的亲朋好友，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原本希望专心读书，将来成为一名作家或是翻译家的魏宏运，却遭遇当时国民党独裁统治、挑起内战、物价飞涨。心系国家的他愤然加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辅仁是私立大学，高昂的学费让出身寒门的魏宏运难以支撑。1948年他申请转学至国立南开大学读书。在插班考试中，魏宏运别出心裁，将试卷用英文作答，让老师刮目相看，被成功录取。
　　当时正值国共两军鏖战华北，解放军已经兵临平津城下。作为中共冀热察城工部天津支部3名成员之一，魏宏运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调查国民党在天津的军事部署及设施、军队布防情况。
　　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审查，及时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出去，魏宏运和同志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把印有共产党政策理论的油印小册子“改头换面”，封面印上“天方后谈”字样，很多伪装的小册子就从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那些特务们眼皮底下发散出去。
　　除此之外，魏宏运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帮助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奔赴解放区。在天津，他负责安排这些同志的食宿，保护其安全，并帮助他们分别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外地客商，通过重重关卡进入解放区。从1948年秋天到1949年解放的半年时间，魏宏运用这种方式，成功护送了70多人。
　　在从事这些危险的地下工作时，魏宏运当时的朋友、后来的妻子王黎给了他很大的支持。1948年11月，魏宏运接到了上级要求调查天津国民党军队的城防火力点的任务。魏宏运回忆道，为了完成任务，他把自己打扮成游人，装着不经意间路过国民党军的城防工事，把南开大学附近的国民党军队火力布置一一摸清，按组织要求上报。
　　此时王黎在北平读书，为了情报传送，魏宏运让她装扮成了富家小姐，携带情报往返平津。当时天气寒冷，王黎特意随身携带着一个名贵的手笼，手笼里是事先缝制好的天津城防火力表，外边再装些女士零碎物品，及时把情报送交给北平上级党组织。
　　“当时年轻，人又有信仰，所以不觉得所从事的工作有多危险。”多年后，魏宏运回忆说，“参加革命实践开阔了视野。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成为我的信条。”
　　
　　二
　　魏宏运于1951年毕业后，留在南开任教。从一个革命学生到一个教师、学者，魏宏运开始了另一段人生。革命是为了信仰，是对黑暗的反抗，而读书治学则是魏宏运的人生志趣。
　　即便是在吃窝头、喝白菜水，忙碌于爱国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的学生时代，他人对于魏宏运的印象也是“只要一有空，就会钻进图书馆”。任教南开以后，魏宏运更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当时的图书馆馆长冯文潜对这位好学的年轻人厚爱有加，本来闭馆的周日也向他开放，不分昼夜的苦读让魏宏运自觉“知识面广了许多”。
　　在从事教研工作的同时，他先后担任了文学院、历史系党组织的领导工作，“文革”后期至80年代前期还担任了历史系主任。几十年风雨历程，他和几代学人一同努力，维系了史学文脉，坚守了学风传统，为南开跻身全国史学重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魏宏运毕业时，正赶上全国院系调整。根据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两个历史系的主任郑天挺、雷海宗将调到南开工作。受学校之命，魏宏运多次赴京，联系这两位著名历史学家来校事宜。很多名校在调整中丢了传统，但南开历史系反而得到壮大，一时名师荟萃，有“小西南联大”之称。
　　由于工作缘故，魏宏运与郑天挺、雷海宗、冯文潜、杨生茂、吴廷璆等接触频繁，过从甚密。他深深折服于这些大学者的学识，直至暮年聊起他们时仍充满敬仰、感佩之情，念念不忘从他们身上所获得教益。
　　作为系党总支书记，魏宏运很注重教学质量，他与系主任郑天挺等一直提倡攻克外文、古文两座大山，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实事求是开展史学研究。为了节约时间搞教研，减少不必要的会议，魏宏运规定历史系党、团、系行政周一到周五一律不准开会，周六下午开一次会，集中解决系里一切问题。会前预先分配时间，做到速战速决。
　　魏宏运一般不逛街、不看电影、不参加娱乐活动，把行政工作以外一切时间都用来做学问，被人称为“四大皆空”。由于工作非常繁忙，儿子出生要施行剖腹产，魏宏运都没能及时赶到医院签字。
　　令魏宏运惋惜的是，各种“运动”中，师生大量的宝贵时间不能用于教研、学习。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会告诫学生：“有时间多读书。”
　　在“反右”“文革”等特殊时期，魏宏运以政治智慧和勇气，设法保护了杨志玖等多位学者，为南开史学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想到，他保护教师和鼓励学生读书、治学的苦心，在运动中都成了他的“罪状”，两度令他“倒台”。
　　著名学者、南开教授刘泽华曾说，历史系有后来的显赫，尤其不要忘记郑天挺、吴廷璆、杨生茂、魏宏运几位多年的老领导。前几位先生交替任系主任或副主任，魏宏运则是“党代表”。没有他们，就没有“人和”，就没有相对平静的读书环境。
　　
　　三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久旱逢甘霖，大学校园中弥漫着“补课”的氛围，魏宏运也再次奋起，迎来学术的新春。
　　有人觉得历史研究很枯燥，但魏宏运却“一进入研究状态，就感到其乐无穷”。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计划设立中国近现代史课程，郑天挺安排他讲授该课。当时很多人不把中国近现代史当作学问，认为研究历史越古越好，魏宏运却乐于开此风气之先。80年代初，为配合教学，魏宏运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先后被百余所大学选作本科教材，并远销美、日、法等国。魏宏运也成为学界公认的现代史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魏宏运还率先将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现代史领域，运用社会调查等方法研究华北区域史和抗日战争史，体现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风范。1990年开始，魏宏运先后数十次到华北农村开展社会调查，采访过的农民不计其数，抢救了大量的一手资料，2012年出版了逾千万字的4卷本《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
　　魏宏运的文集多以“锲斋”命名：《锲斋文存》、《锲斋别录》、《锲斋文稿》。“锲斋”是魏宏运自命的书屋名。他曾说：“我用‘锲’字作斋名的想法，已非一日了。还在幼年读书时，荀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名言，即已铭刻于心，它时时鼓励我前进，使我受益颇多。”
　　魏宏运的弟子、我校历史学院教授李金铮认为：“‘锲’字很能反映先生的个性、态度和理念，或者可以称之为‘锲斋’精神。这种精神提供给先生持之以恒、勇于拓荒的气魄，孜孜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半个多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至今仍未曾稍歇。”
　　70年来的治学生涯，魏宏运给自己的画像是“守愚而能苦学”。他常说，学术征途上没有平坦的大路，要下苦功夫。只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学生们眼中，魏宏运的生活极为简朴。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随老师一同去北京接一位美国学者。等候期间，在高级宾馆的大厅，魏宏运毫不避讳地拿出从家里备好的鸡蛋、烧饼、咸菜，与学生“分享”。
　　相对于生活上的“吝啬”，对于学术事业魏宏运却“出手阔绰”。刚工作不久，为了更多地搜集资料，魏宏运常常去图书馆抄录卡片，有时候一个人忙不完，他就雇人抄录，每张卡片3角钱，以至于家庭开支除吃饭费用外，全部投入搜集资料。
　　有一次，历史学院副教授邓丽兰去天津图书馆翻阅民国时期发行的《京津泰晤士报》。报纸的合订本很厚，上面堆积着灰尘。管理员告诉她，这份报纸除了一个卷发的老爷爷看过一段时间，几乎没有被翻过。一听到“卷发的老爷爷”，邓丽兰心头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定是魏宏运先生无疑！
　　魏宏运英文扎实，早年就读辅仁大学时，外教的授课给他打下了很好的语言基础。他认为学习英文的秘籍在于坚持，“文革”时期，自己被红卫兵监督烧锅炉，心里还在默背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时至今日，魏宏运依然保持了每天阅读ChinaDaily的习惯。
　　这样的英文水平让魏宏运能够与外国学者进行很好的互动。改革开放后，他曾受邀远赴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在4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讲学。1983年至1984年，魏宏运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美国蒙塔纳大学任教。尚未开学，当地报刊就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和学术简历，以至于一见面，一位当地教授就说“你已经成为我们这地方的名人了”。
　　魏宏运特别注重国际学术交流，在他主持下，南开两次主办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被誉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最好进展和最高水平的体现，使南开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中心之一。
　　魏宏运把能研究一些问题当做人生最美好、最有趣的生活。如今，“90后”的魏宏运说还会“继续耕耘”，要把“历史长河中形形色色的过往归纳整理，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