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张伯苓爱国教育理念
来源： 《南开大学报》第1464期第3版
□ 梁吉生
编者按：近日，由天津市社联与我校主办、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历史学院承办的“教育创新赋能现代城市高质量发展——张伯苓公能教育与天津城市文化”研讨会将在我校举行。本报特别摘登我校校史研究室原主任梁吉生先生的参会论文，以飨读者。
周恩来说：“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他还说，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有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这是周恩来对南开教育的切身感受。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社会开始走向现代化的意义深远时期。转型社会的社会变革改写了政治与教育图景，提出了政治变化和教育革新的要求。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不仅要会教书育人，更重要的则是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教育往何处去、教育怎么走的时代课题。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是追随时代、实践和不断探索提出并形成的。他从新教育的接收者和接轨者，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完美嬗变，经历了从西学迷思中醍醐灌顶的过程，出于认知“他者”和反观“自我”的内心需求，抱持现实、自信的态度及真诚推进新教育的愿望，明确坚持中国教育的民族性、普遍性和继承性，锚定当时中国教育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破除教育壁垒与鸿沟，超迈时流，突破西方学者固守的理论教条，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张伯苓教育主张的基点，即：人本立场。最基础的要素是人，是以人为根本，以“立人”为中心，以道德为操守的“道统”与“学统”的合一；是以“人与新”对时代的双重切入，构成了以实践为坐标的新教育价值主体和价值内容。实践导向，改革趋新，服务中国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它是随着时代特定空间与时间发生变化而对教育内涵的思考和践行。张伯苓一以贯之的就是：以人为本，以发展为先，以有效实践为基础，强调爱国为公、公能教育，以体化人、“知中国，服务中国”等。他的新教育思想就是要在以中华文化真理为根魂的基础上，重塑教育的价值观念、方法论和教育的生态环境，重新构建育人的路径。他所创立的南开中学，特别是包括大学部、中学部、女中部和小学部的南开学校的初步形成，不但塑造了一道区域特色鲜明、类型多样互补的新颖学校景观，也是给世人、给时代树立一个先进的民办教育典范，为新教育创新与活化打开了践行空间，从而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张伯苓时代，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南开历史意识。张伯苓以教育为主线，以南开为依托，以中西互鉴和谐共进为追求，以理论与实际结合为旨归，对中国近代教育创新发展提出了现实指导性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为南开留下丰富的精神财富。南开各校爆发出的能量、意愿和潜力，佐证了张伯苓新教育奋发向好的走势。张伯苓的教育实践一直不离中国特色问题意识。他的教育思想确实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具有特色的解释成果，为近代教育贡献了南开智慧和南开方案。1928年，张伯苓在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时明确提出，大学教育首要是“知中国，服务中国”。这一新理论新话语，成功回答了大学功能这一中国同约性问题，为中国大学的中国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向，开启了中国大学最具风采的划时代篇章。“知中国，服务中国”是大学发展的先导因素、战略支撑和重要基础，也是南开大学的历史定格，触动了当时大学盛行的“概皆洋化”的敏感神经。“概皆洋化”是否定中国大学文化最危险的思潮，甚至成为中国大学界的某种象征。南开大学“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土货化”方针，向大学教育中国化发起新的号角，开拓了去“概皆洋化”教育背景下的中国之路，标志着南开对大学规律性认识，已经从教育的价值愿景上升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因素。这是张伯苓在教育实践基础上探索大学路径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张伯苓教育思想对中国式教育的独特见解。
“立校以德”的立人思想是张伯苓教育的基础性定位。他的教育理念最具永恒属性的是育人属性。爱国为公，是全新历史坐标下的重大命题，关系着凝心铸魂，举旗开路的教育大局。爱国，是南开的灵魂，是南开精神的核心。爱国教育，厚植爱国情怀，坚定爱国信念，体现出一种锚定精神根系，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道德实践，是为学校立心，为学生立魂的工作，是培养学生做人根本条件，是影响和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础。张伯苓是以中国传统爱国文化为核心母题的教育家，是将“国家”两字始终放在头等位置的教育家。他把爱国教育作为学校的基础工程，努力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德育与爱国教育结合起来，爱国情怀如涓涓细流，流淌在受教者心田，把“爱国育人”的根脉深深扎根于立德树人的精耕细作中，使爱国真正成为推动南开发展的重要动力。他说：“广义言之，学校则教之为人。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这是张伯苓提出的一个新的教育理念，是其教育思想最具使命影响力之所在。张伯苓是以身作则的爱国者，始终保持着深度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他是很早就喊出“中国不亡，有我”的真男儿。他公开赞誉爱国为民的青年翘楚。1937年张伯苓在中华大学演讲说：“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抗战期间，他是坚定的抗战派，公开反对妥协、投降，意志刚强，坚定不移。他的骨头是硬的，坚决和悲观论划清界限，为学者之不屈的民族气节跃然纸上。抗战结束，从南开走出的学生没有一个成为卖国求荣的汉奸。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比给他颁发大奖章都高兴。
以“爱国三问”为标志的爱国教育，始终与时代精神、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始终是张伯苓立德树人不变的根本遵循，是他爱国育人情怀的精神象征。1935年正是侵华日军压境华北的危险之际，张伯苓明确提出“爱国三问”的命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张伯苓提出的又一个新的教育理念。他的这一“爱国三问”可谓“伯苓三问”，让师生领会到更深沉更厚重的历史感和话语力，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塑造爱国力量，是南开人的爱国“密码”，是张伯苓的意识形态构建和社会使命，是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师生确立生命意义，是在民族危机严峻形势下向世人传达的坚定信号，是对青年学生国家意识的明确导向。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有力地拨动了青年学生的神经，为南开学子提供了最高等精神飨宴，是日益稀薄的空气中的新氧。让学生沉浸式感受到别样的呼唤，使他们建立起与国家命运的情感连接与精神归属，唤起历史自觉。这是张伯苓赋能爱国教育的创新举措，是对“怎样培养人”这一时代命题的创新思考和主动求变，深刻揭示了爱国为公的核心本质。
张伯苓倾心办学的奉献精神带出了一个教育家型的服务团队，他与团队形成了一个良性互补的关系。南开的开山第一代人华午晴、伉乃如、喻传鉴、孟琴襄、马千里、张彭春、凌冰、何廉、邱宗岳、姜立夫、黄钰生、杨石先、雷法章、章辑五，以及郭屏藩、王九龄等，蹄疾步稳紧随张伯苓。他们在大时代浪潮中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也许是历史的微声，但都是为了南开，把办好南开作为“第一职责”。他们于宏大叙事之外活生生的肌理与情感，足以折射出南开的温馨与幽微。他们形成了理念共识及行为意识共创合作的群体精神特质，有效提升组织的创新、风险管控能力，自觉激发从理解、内化到践行的内生动力。张伯苓掌舵领航，知人论事，出于公心，择善固执、从善如流，其成功的背后是这么一个团队心甘情愿的加持。他的教育追求和教育家品格深刻影响着南开人的思维方式、行为系统、价值准则，影响了几代南开人包括青年先锋周恩来，还有陶孟和、梅贻琦、马千里、查良钊、喻传鉴、郑通和、吴国祯、吴大猷、雷法章、韩叔信、齐邦媛等学者。他培养的学生不少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或是历史的见证人，真可谓教育家的教育家。
教育被视为是个人、家庭和社会通向未来最为重要的通道。教育是张伯苓关乎一生命运的重大抉择，是他人生灵感火花四溅的亮点。他将南开成功地安放在中国教育的版图上，搭建起遍及全国的影响力。南开学校是张伯苓教育理念形成共同立场及行动方案的平台。宽松自由和包容的南开校园文化，传递人文关怀、人性之美，把年轻人潜在的需求激发出来，让学生保持着活泼开朗的心性，润身淑世，启迪尘封的头脑，给青少年一把开启世界的钥匙，如青春无限挥洒活力。强烈的忧患意识，张伯苓没有把他的学生当成温室的花朵，而是立足国情、世情、学情的变化，既突出学生主体，又紧扣时代脉搏，用心用情用力地把学生引往国家的大事业中去磨练，开辟了德智体美及校园文化的独立精神的表达，不断雕琢他们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深植文化根基。张伯苓是一位有着浓浓人情味的师者、教育家。他始终密切联系着学生，能够叫出多数学生的名字，知道他们的家庭情景。他那高大身姿极具叙事效率，只要站在讲台上，常带幽默的天津话语总是渗透进学生的生活细处乃至意识的深处，成为青年和学生的偶像。一提起张伯苓的名字，学生们眼中就充满憧憬，不能自拔。正如他的老学生黄钰生教授在1951年时所说：“15年前，20年前，30年前，每到一处，青年们争先恐后，满坑满谷，去听他演讲……”教育家是教育的人格化。张伯苓心中有一种使命和责任，他兼具现实关怀与世界视野，他呵护学生就像关爱自己的孩子。终其一生，都在向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传递着温暖和善意，攒够直面人生的勇气。南开赢得社会的赞誉，留下了南开教育名校的具体映像。他是天津之光，是南开人的精神丰碑。
综上所述，张伯苓是南开初创时期卓越开路人和罕见的思想者，是对南开教育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的教育家。他那独特的办学风格和思想，是南开行远向好的根本原则和最大底气，为南开系列学校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石。他的教育思想是从历史、记忆等理论角度探索南开学校教育的历史书写。其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育人观和成才观及特色实践，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其内容规定性及本质特征包括以下内涵维度：爱国育人的办学原则，民办教育的私有化基底，改革趋新为发展动力，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价值遵循，中西会通文明互鉴的交织融汇，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等。从成志教育、爱国育人驱动分析框架到“知中国，服务中国”驱动分析框架的演进，提供了一幅清晰的近代教育史思维导图。其学术意义在于，它以“实践”理念为主导，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与国际视野的交融与共生，以南开风范与天津的风情辉映与对话，进行富有个性的阐述，创建了南开教育体系，为南开延续至今的文明价值提供了特殊的见证，是探寻属于南开的独特精神标识，具有不可多得的学术史意义和当代意义。其现实意义在于，张伯苓是新教育理念在南开的倡导者，是新教育创新与活化的践行者，为新教育提供有力服务、支撑和保障。他的思想以多种方式塑造了南开，亲自擘画强校蓝图，以更大力度推动南开新发展。他的坚实努力不只是留下了几处南开物质实体，更在于一颗中国教育家特有的执着向上的心灵。他为南开作出了奠基性和开创性贡献，是南开文化史上影响最深刻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以张伯苓为代表的教育学是南开教育的核心内涵。正是如此，他的教育思想因蕴含宏阔的文化视野，启发性实践自觉意识和富有个性的理论灼见而与近代教育的观念共振，在中国新教育现代性转换路上，提供了举足轻重的借鉴意义。
回顾张伯苓艰难跋涉的春秋历程，探讨其办学旨趣、致思方向，开辟了整体史视野研究近代教育的定位与置换的视觉。他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中国驰骋于教育、体育两界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对于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索解与建构，带来了对南开的新视觉。只有把张伯苓教育思想放在南开教育创新发展进程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和进步意义。读懂南开，就会收获一个教育家通透豁达的人生。
时光浩荡而逝，总有前行不辍的身影令我们深怀敬意。张伯苓办教育从童颜到鹤发，剑及履及，不管世情幻变，从未对中国教育失去信心。50年未尝一日言退，掌舵南开之航向，独主校事、迎难而上，活力、健硕、阳光、激情集于一身，无论内外，常以一身当其冲，做了50年的开路先锋。50年浸润中西，在他充满教育感和教育意识的言行中，总离不开南开的志趣。他为南开提供了教与学的深刻思考和实践指引。半世纪沟通教育与爱国的思想路径，为南开规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核心价值观。做了50年的廉洁校长，他对记者谈话说过：“五十年教育生活，我仍然五十年前的穷张伯苓。”一个“穷”字，说明他一生没有被名利所折磨。一世清明，伏枥远望没有遗憾。他给南开各学校盖起高楼大厦，自家仍然住着几间不起眼的平房。他用生命和信仰燃放出的光和热，一直烛照和温暖着南开。张伯苓把人生活成了一部活化的教育史，将南开办成蜚声中外的著名学府，更昭示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新的时代需要我们走进南开，感悟传承百余年南开办学的情怀流动，追寻先人矢志教育的初心和背后的时代印记，点燃启迪心灵的气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