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先生素描

来源：《天津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2版

刘泽华先生代表性著作

刘泽华先生照片

作者：李宪堂

刘泽华先生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能够开宗立派的史学家之一，是一个直面现实而又悲天悯人的真正的思想者。上世纪70年代末，他与王连生先生合作，以《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等系列文章拉开了中国学界思想解放的序幕；他带头破除泛阶级斗争说的教条束缚，在考察专制王权形成的过程中发现了战国“授田制”的秘密，随后以《士人与社会》（先秦卷）一书引领了持续30年不衰的社会史研究热潮。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潜心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系统分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要素、结构和原理，探讨了专制王权产生、强化的途径与过程，同时对王权政治体系控制与塑造社会的手段、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做了具体的论证。最终，他以王权主义为核心概念，构筑了一套具有完整历史观和鲜明方法论的理论体系——王权主义学说，为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从而为当前史学重新赋予了对社会历史之深层演变的解释能力。

　　作为刘泽华先生的学生，能够亲受先生教诲，是我三生有幸的机缘。还记得第一次跟先生见面的情景：那是1990年4月的一天，我从山东聊城来到天津，在朋友陪同下去水上公园边上的干休所拜访先生。当时他因身体不适正在那儿疗养。一进门，就见身材高大的先生迎了上来，脸上洋溢着笑意，目光专注而坦诚，周身带有一种温煦的气息。他向我伸出手，我赶紧向前握住。先生握手姿态随和，用力适中，没有任何虚夸和敷衍。忘了一开始说的是什么话了，只记得先生谈吐风趣，寥寥几句话就消除了我的紧张感。在去干休所的路上，朋友曾给我打过“预防针”，说先生为人还是有些严肃的，平常不苟言笑，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要紧张。现在想来当时我确实没怎么感到紧张，反而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显然，先生是一个掌控对话情境的大师，总会在不经意间引导话题，不会使人有被动、拘束的感觉。

　　凡是跟先生接触过的人，谈到对他的感受和印象，恐怕会不约而同想到这八个字：“威而不怒，和而不流”。先生绝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但也从不会使人因敬生畏、感到高不可攀。他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威严在，这一点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温和的，但这种温和是以坚守是非原则为前提的，所以不会流于漫无际涯的迁就或妥协。他的赞许总是来于发自内心的欣赏，他的批评总是源自帮助别人的真诚——他是一个带有强大气场的人，这气场是开放的、包容的，不会使人感到压力，反而会使人有一种如坐春风的感觉。

　　先生口才好，讲话不仅逻辑谨严、鞭辟入里，而且幽默风趣。刘氏幽默自有特色，属于那种冷不丁抖个包袱，或郑重其事正话反说的冷幽默。

　　记得我跟随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思潮大举进入国内之时，大家如饥似渴地汲取来自异质文化的营养。先生像年轻人一样，对新事物、新思想充满渴望。他要求我们发现有价值的新书，特别是发现新的理论和方法，要向他推荐、介绍。那时我们每个礼拜至少去先生家一次，谈论的话题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当然更多的是哲学和时事。同学们年轻气盛，喜欢表现，每当自以为发现了点什么，便侃侃然高谈阔论，全然不知什么叫卖弄浅薄。先生总是笑眯眯地盯着发言者，听得津津有味，当然时不时会提一个问题。当发言者宣讲完毕，正顾盼自雄、洋洋得意时，他会突然来上这么一句：“瞎说啊，你就瞎掰扯吧！”

　　先生自己很有个性，也理解和尊重学生的个性，无论在学术还是生活方面。他从来不强求学生们遵从自己的研学路数、接受自己的观点，常称自己的学生为“老弟”，强调跟学生“亦师亦友”。也许是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吧，先生的学生大都个性飞扬，有的甚至桀骜不驯，但无论多么冥顽强硬，在先生面前都会收敛锋芒，归心俯首。在先生看来，没有什么好学生、坏学生的区分，有的只是个性的差异，没有人是不可以教化的。我有一个师兄，生性过于质实，也可以说是情商多少有些问题的人，因而在“江湖”上名声不是太好。他参加博士考试时，尽管成绩不错，考官们却都不打算录取，而先生力排众议，将其收至麾下。该师兄受业迁化，终成一方之才。

　　很多人都认为，先生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是一个“有手腕的人”。然而，先生的手腕，绝非翻云覆雨的卖弄机巧，也不是上下其手的自作聪明，而是对人性之张力的精准把控，是在复杂情势之下面对艰难取舍时的变通和权衡。他是有底线、讲原则的，擅长运用规则来处理事务，善于通过讲“道理”来消解矛盾，因而总能在制度刚性和情理弹性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从年轻时代开始，先生从来没有因为私利与他人发生过冲突，当然也会有得罪人的时候，但那都是因为工作，并且总是出于公道，有理可据、有规可循，因而对方在时过境迁或了解真相后都会释然。先生晚年可谓德高望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从来不会滥用他的影响力，甚至从来不主动使用他的这种影响力。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从规则出发，坚守程序合法性。如果规则上出了问题、程序不合适，他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不会利用人情、利用个人的影响力强迫别人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先生的一生，那就是“好学深思”。先生一生几乎没什么业余爱好或不良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下棋、打扑克等更是不沾边。除了日常教学、行政工作，还有来访者接待和必要的亲朋应酬，每天就是读书、写作，数十年如一日。就实说，先生的学术天赋并不是最优秀的，但像他那样秉精不杂、心无旁骛，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不了解先生的人，倘若只是读过他几篇文章，也许会不以为然，会认为先生所论述的不过是一家之见，文字也不是特别精彩，甚至带着一股土味，并且时有不合语法规范之处。然而，如果对先生上下求索的历程有一些基本了解，对他孤独开拓的思想世界有一个整体性认识，就会被他那悲天悯人的孤迥和与时俱进的坚持所感动，从而戚戚然有得于心，体会到先生“卑之无甚高论”的文字背后那种逼视现实、直透人心的力量。

　　先生称自己是从教条和迷信的束缚中一点点“蠕动”出来的。对他来说，做学问的过程就是精神拓展和人格成长的过程，就是与历史对话、与现实抗争的过程。几十年孜孜以求，奋力前行，数百万字的作品建构起一个庞大的、富有阐释力的王权主义批判体系，其中每一点进展的取得都需要付出劳苦，而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他的每一个判断都是一锤一锤从历史的岩石上敲下来的，每一个结论都像考古学家手中的文物，是一铲一铲地从岁月的地层里掘出来的。他的著作不是每一个字都恰当准确，却没有一个字是空洞的、轻飘的。

　　先生对学问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晚年听力不好，需要凭借助听器才能与人正常交流，遇到噪音比较多的场所就只能勉为其难了。参加学术研讨会时，他总是异常费力地“竖着耳朵”听讲，有时候一脸茫然的样子令人心疼。发言人演讲时，哪怕是一个名气不大的后生晚辈，他也会把座位调到其身边，“为君侧耳仔细听”。发言人换了，他也跟着换地方。老人家皓发如雪，往往是座中最年长者，听讲却最认真、最卖力。那种求知的真诚和执着令人肃然起敬。

　　如果非要找出一项属于先生的“业余爱好”，那就是文物收藏。其实先生本人从来没有把这种爱好视为正事之余的消遣：收藏是他知识架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是“用收藏诠释思想”。先生在收藏方面投入的不仅是金钱、时间，还有情感。每当有所斩获，他都会呼朋引伴，一起把玩欣赏，往往乐而忘饥。因为经济条件所限，不能大进大出，只能溜边捡漏，然而先生多年来持之以恒，藏品倒也有了一定规模，其中不乏精品，用金钱衡量恐怕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他从来没有把收藏看成一种投资，从来没有算计收益回报的多少。去世之前，他把毕生收藏捐赠给南开大学博物馆，没有一丝留恋和不舍。这就是刘泽华先生：他的心是柔软的，一旦面对义之所在却又坚硬如铁。

　　回望先生一生，筚路蓝缕，与时俱进，在扎实的学术研究中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表明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作为人类自我反思能力的体现者，通过思考过去理解当下和未来，并坚持批判的立场对现实发出自己良知的声音，从而为当代学术界树立了一个为真理、为道义而勇于担当的学者的楷模。

　　斯人虽去，风范常在。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对着先生的照片发呆。先生那瘦硬清癯却精神通透的形象像一面镜子，往往在不经意间照出我的怯懦和萎靡。每当那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意识到：做一个真正的学者是需要勇气的，比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对知识的诚实。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思想史研究中心教授，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学人小传】

　　刘泽华（1935—2018），当代著名史学家，南开大学思想史、社会史学科主要创始人，“南开学派”（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领军人物，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天津市社科联常委、天津国学研究会会长及先秦史研究会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代表作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的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先秦士人与社会》等，《刘泽华全集》（12卷）2019年10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