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吾既有此内美兮——从叶嘉莹20世纪50年代诗文探其心路历程
来源： 《今晚报》2024年01月19日20版
作者：李云
叶嘉莹先生在2017年荷花节
王国维故居里的雕像
20世纪50年代，叶嘉莹在生活上和心灵上都饱受磨折。作为一位天才诗人，她在现实生活中青涩、害羞和拘谨，她纯真、高洁的性情在社会中不被理解。在苦闷压抑中，她又坚决不肯自诉其苦，只是凭一己之力独自担荷。她在孤寂无助中一度陷入悲观绝望，曾经否定了理想、否定了真爱，甚至屡次要否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幸而她在诗词的研读中，找到了倾诉的途径、精神的知音和灵魂的救赎。
一、转蓬辞故土
1948年春离开北京后，叶嘉莹在南京停留了半年多。在短期的旅居中，她对当时政府的黑暗、腐败感到痛心失望，曾写有一套曲子《越调斗鹌鹑·一九四八年旅居南京亲友时有书来问以近况谱此寄之》，她在曲中说“休讥笑陈后主后庭花，可知道下场头须自省”。她在报上看到宗志黄的两套曲子，一套《南吕·一枝花》写的是抗战后期，百姓在炮火中逃亡遭受的生死之苦；一套《正宫·端正好》写当时的政府官员不顾百姓死活，只一味贪婪敛财；百姓“眼巴巴渴望着河清见，又谁知乱糟糟撺进个恶魔来”。她觉得曲中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状，遂将它们剪下并珍藏了起来。
1948年11月，叶嘉莹随在海军工作的丈夫赵钟荪先生到了中国台湾。1949年春，她开始在彰化女中任国文教师。8月，她的大女儿言言出生。那时并没有产假，暑假结束后，她就开始上课。12月25日，她的丈夫突然被抓走，关入监狱当中。而1950年夏，她自己和不足周岁的女儿，与彰化女中校长皇甫珪女士等一起被拘留。被释放出来后，叶嘉莹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和居所，好几个月带着孩子寄居在丈夫姐姐家的走廊里，打地铺，异常艰难、辛酸。暑假结束后，她在堂兄的介绍下到台南私立光华中学教书，才重新有了居所，此后她独自带着女儿，直至1952年。
一个年轻的女子，独自带着幼小的女儿，面对同事们的疑惑，叶嘉莹不敢说丈夫在监狱中，只说丈夫在单位工作太忙。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幼女，同时承受精神的压力和生活的重担，让她无暇创作，1950年之后的三年时间，只写有一首诗、两首词和一套曲子。
自离开故土，她遭遇了噩梦般的经历，身心完全处于漂泊无依和憔悴疲惫的状态。她在诗中以转蓬形容自己的处境：“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她离开北京仅两年，却恍如隔世，这是她万万没有料想到的。陷入白色恐怖，身如飘蓬，身边也没有亲友相助，她只和女儿言言相依为命。
在台南，她看到异样的风物，便想到故乡北京，1951年春，她写下一首词《浣溪沙》：“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她当时只有27岁，正值青春年华，但却是中岁饱经忧患的心情，心中时时不能忘怀自己的家乡。虽然写的是季节变换令人惊心，实际上引发她忧思的是人生的遭际和世事的变迁。离开北京时，她曾经怀着一种美好的愿望，还有师长对她的期冀，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但此时她眼看着自己的困厄遭际，生命受到残酷的挫伤，觉得青春过于短促，人生充满遗憾，令她难过、悲哀。1952年春，她在《蝶恋花》中写道：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刬地思量着。
她还是倚竹独立的那个她，但经历世变，眼前的一切都不复从前，她只是苟延残喘地活着，哪里还能分辨眼前的哀乐，一切都不容斟酌。可是，在她偶有难得的闲暇时，就会想到自己曾经有过的美好梦想，她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王国维（字静安）《水龙吟》中“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的杨花一样，好像根本不曾开过，转眼就凋残零落了。这是让她真正悲哀又不甘心的一件事情。那段时间，她总是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和同学一起去拜望老师顾随先生，但她总是迷失在高大茂密的芦苇丛中，怎样也无法走出去。梦醒了，她依旧沉浸在无限惆怅中，默默品味自己的悲哀，唯有和身边熟睡的幼女相依为命。
二、现实生活中的诗人
晚年的叶嘉莹先生心情平和，沉浸在诗词传承的工作中，她觉得能找到自己的“道”是一种幸福。但是，在她年轻时寻找“道”的漫长过程中，心灵上却遭受过很多的磨折。
她在讲李白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天才的诗人，诞生于此蠕蠕蠢蠢的人世间，原来就注定了他寥落无归的命运。”有的诗人，如陶渊明，能够为自己找到栖心立足的天地；有的诗人，如李白，却始终在无所皈依的寂寞哀伤中。年轻时的叶嘉莹，在没有找到自己心灵的皈依之前，是否也有过天才诗人的苦恼？从她留下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当时心灵中的一片孤寂寒冷。她曾说：“大抵感觉愈锐敏，感情愈真切，理想愈高超的人，对此种苦闷困惑之感受也愈深刻。”
丈夫在监狱的时候，叶嘉莹一直咬紧牙关，期盼他归来，一家人能过上团聚、安稳的生活，她觉得到那时情况就会好转。1952年，她的丈夫赵先生终于回来了。叶嘉莹从台南的私立中学调到台北二女中，很快又调入台湾大学任教，从中学调任大学教书，生活看似逐渐稳定下来并有所好转，但对她而言却是又一个噩梦的开始。赵先生在婚前对她有过颇为热烈的追求，她答应了他的求婚。婚后，她发现二人本质上有很多不同，新婚时二人还能较为和平地相处。而分别三年之后，他因被囚禁而放大了动辄暴怒的性情，对她总是责怨。她是自幼生长于诗礼之家的淑女，更具敏锐善感的诗人气质，熟读诗书，矜持自重，柔顺和悦，婚后努力承担一个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在艰难中独自抚养女儿。现在，当归来的丈夫蛮不讲理地咆哮着乱发脾气，粗暴地责难她时，她在心里一次次萌生出想死的念头，而表面上，她只是逆来顺受。面对不幸婚姻和命运的逼迫，她没有任何力量反抗，也不肯向任何人诉说，只是默默地担荷。
在叶嘉莹生命中最为痛苦无助的这段时间，难以想见她的身心遭受了怎样的煎熬。1954年至1960年，六年中她没有一首诗词作品留下来，但其间她写的几篇评赏性的文字明显带有自己心灵的投影。在苦难中的研读，使她无形中持有一种“欲于其中觅一解脱之道”的目的，与其说她是在评赏古人的诗词，不如说她是在借古人的诗词抒发自己的生命体悟之情。
其一，她流露出一个天才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固执的坚持（按：写至此笔者再次为她洒泪），她在《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一文中说：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世之女子，有为取悦于大众而容饰者；有为取悦于一二悦己者而容饰者；然而有佳人焉，幽居空谷，既无悦己者之欣赏，又不甘为取悦于大众易其服饰而步入市区，而愿芰荷其衣芙蓉其裳，遗世而独立，严妆而自赏者。
她表面上是在谈静安词矜贵高古的特点，实际上是在谈自己的处世态度，幽居空谷，不取悦于世俗，遗世独立，严妆自赏，分明是她自我性情的写照。尽管她已届而立之年，但她还是保持着少女时代纯真美好的情怀。独立的人格、高洁的品性，这是她的本质，尽管无人欣赏，备受其苦，但她也坚持自己要好、向上、向善的内美与本质，不会在世俗中取悦别人。
但是，高洁的性情与世俗的现实却时时产生矛盾。她感觉到自己的性情与凡夫俗世生活的格格不入，在王国维那里找到了知己之感。静安先生曾说诗的境界有两种，一种是“诗人之境界”，一种是“常人之境界”。常人境界容易感人，所以在尘世中流传广远，诗人境界则不能够被一般常人所理解，但是“既得此诗人之境界焉，而欲降格以强同乎常人，则匪惟有所不屑，将亦有所不能”。她珍视自己与众不同的性情、才能与品质。尽管她以诗人的多情锐感为苦，但是如果让她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失掉自己的高洁品性，她则更会痛不欲生，所以，她要坚决持守自己独特而美好的品质。
更令她痛苦的是她自己对人生的反思与醒觉，如果她是一个无知无识的人，一切的痛苦也就不存在了。但问题是她有着内心的醒觉，她不能降低自己内心做人的标准，而她又无力改变眼前的一切。她解释王国维的“可怜身是眼中人”时说：“彼众生虽忧患劳苦，而彼辈春梦方酣，固不暇自哀。此譬若人死后之尸骸，其腐朽糜烂乃全不自知。而今乃有一尸骸焉，独具清醒未死之官能，自视其腐朽，自感其糜烂，则其悲哀痛苦，所以自哀而哀人者，其深切当如何耶？”她认为此种痛苦是使王静安最终选择以自杀来解脱一切的主要原因，他难以承担醒觉之后清醒而无奈的悲哀痛苦。而他们可以不醒觉吗，不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何必要“众人皆醉我独醒”呢？上天赋予了他们诗人纯正的性情与哲人敏锐的品性，他们一旦醒觉，哪里再肯回到无知无识的生命状态呢，哪里再肯降低自己为人的标准呢。这“标准”在常人眼里是“极高”的，而在他们眼里只是为人的基础而已，所以他们要承担醒觉带来的种种心灵痛苦。
其二，她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确切地说，她当时有着彻底的悲观态度。她将不同的人生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对生命进行各种反省。在《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中，她借对咏花诗的讨论来抒发自己对生命的看法，从《桃夭》和《苕之华》出发，她认为生之喜乐与生之忧苦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两种感情。从花朵的凋零中，她看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事实，是一切生物不可逃避的最终命运，但这只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生命。她从陈子昂的《感遇》（兰若生春夏）、张九龄的《感遇》（兰叶春葳蕤）中看到另外一种反省自觉状态的生命，是她在认清生命短暂易逝本质之后对生命之价值与人生之理想的理性思考，她说：
人生既是短暂无常而又充满了忧苦，那么如何赋予这短暂忧苦的生命以一些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正是千古来的“志士”所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又有“疾没世而名不称”之叹。或者想到利用此短暂之一生，对彼绵延不已之大生命留些有益的贡献；或者想利用此短暂之一生，为藐小的个人留些不朽的声名。所以多少人在那里孜孜矻矻所努力的，只是想从那必须朽坏的东西中，找出些不朽坏的东西来。
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是她在大学时即形成的人生信念，但此时被自己悲观的态度否定了。孜孜以求的人们，有幸有不幸，有得有不得，所求未得，生命虚空，是志士们最大的悲哀。她说：“针对着这生命价值落空的悲剧，古人又对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勉励和安慰，那就是人生的理想。”她心中一直怀有对美好理想的追寻，但此时她认为所谓的理想，不过是古人针对生命价值落空的悲剧而产生的一种勉励和安慰。
虽然现实的痛苦让她对理想产生了怀疑，但是她又不能完全放弃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她从陈子昂“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中感到生命价值落空的悲哀，从张九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中感到追求理想的自得。她自然赞赏后一种境界，“每个人只要有其所追求的理想，而且有可以追求理想的自由，便都可以得到这种自得之乐”。她自己也向往“品格操守的高洁坚贞，与追求理想之外无所贪慕的一份自得之乐”。但是，她对此种自得状态持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态度，她更多的是悲观地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
她内心充满了彷徨和困惑、矛盾和痛苦，此种情绪在解说陈宝琛的两首《落花》诗时流露得更为明显。“对一个疲于生之悲苦困惑的人说来，到此时的唯一愿望，自然只是早日求得一个休息之所了。”她认为这是王国维自沉的原因（按：她当时认为两首诗是王国维所写，实际上是陈宝琛所写）。
其三，她怀有一颗寂寞之心。寂寞的心情在之前也有过，但那时她在家人和师长们的庇护中尚能自得其乐，而现在她年龄渐长，真纯的性情并未改变，失去了原来的庇护后，她高洁的心灵在世道的污秽和丈夫的暴力中备受其苦，以她沉潜内敛的性格，坚决不肯自道其苦，只是凭一己之力而全力担荷。她在《从李义山〈嫦娥〉诗谈起》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天之生才确实不同，其思想感情感觉之深浅、厚薄、利钝，真乃千差万别不能强同。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所思、所感必有常人所不能尽得者，而诗人之理想又极高远，一方面既对彼高远之理想境界常怀有热切追求之渴望，一方面又对此丑陋、罪恶而且无常之现实常怀有空虚不满之悲哀。此渴望与不得满足之心，更复不为一般常人所理解，所以真正的诗人，都有着一种极深的寂寞感。”她认为李商隐诗歌中的“偷灵药”是处在诗人之境界，虽欲求为常人而不可得的痛苦。她认为诗人多是具有寂寞心的，她将王静安、王维与李义山相比，看到静安先生《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由寂寞心而生出哲人的悲悯，摩诘居士《竹里馆》由寂寞心而生出修道者的自得，而义山的《嫦娥》则是纯诗人的哀感。她认为王国维在出世与入世中徘徊而矛盾，他怀有出世的向往，但深知不可得，他也有着入世的决心，但却对人生和世间怀有悲观厌倦之心，最终生出哲人的悲悯。她认为王维虽然表现出一种快乐，却还只是辟支小果，只是“自了”“自救”的“自得”之乐。她表现出对静安先生的尊敬，对摩诘居士的疏远，她自己则与李义山最为接近，既无得道之心，也无哲人之想，只有深情锐感的寂寞心。她渴望通过哲人之想来解脱，所以她在三人中最尊敬王国维，因为王国维的诗词总有一种哲理的思致，王国维本人“希望于哲学中求得了悟与解脱”，而她在内心当中也想通过此道能得以解脱。
虽然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她性情还是矜持羞涩，内敛柔弱，对人生的不幸遭遇实在没有力量化解。叶先生在回忆录中曾说：“我那时觉得人生是这样的无常，这样的短暂，这样的空幻，而且充满了悲哀和苦难。”她甚至失去了活着的勇气，想来一个悬崖撒手式的了断。叶先生承认她在那时屡次想过自杀：“我真的认真地考虑过，想来想去觉得煤气是最好的，没有什么痛苦……不过我没有那样做，我还是很坚强的，因为我有孩子，有责任。”在自杀的边缘拯救她的最后一线光明源自母性，这或许是她作为一名女性诗人不同于男性诗人的根本之处，此种温柔的母性使她有一种韧性，最终选择了坚强、忍辱负重地活，而不是一死了之。
三、不损儿辈“欢乐之趣”
在生活中，叶嘉莹宁可自己受苦也不肯伤害他人，在教学工作中，她也不愿因自己的苦难和悲哀心情，影响青年人的乐观进取之志意。
作为一名教师，她要对学生们负责任。她喜欢并敬畏她的职业，去讲课时总要保持教师的尊严。眼泪、愁苦、烦恼都被她掩藏起来，不仅在外表上保持一贯的和愉平静，在课堂上也总是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台大毕业生吴宏一回忆在大一课堂上见到叶先生的感觉：“当她第一次面带微笑款款走进教室……仿佛见到在水一方的伊人，正从《诗经·秦风》中走来，仿佛见到降兮北渚的帝子，正从《楚辞·九歌》中走来。当她站立在讲台上，又觉得她像杜甫诗中日暮倚修竹的空谷佳人。”他的同学们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的感觉很准确，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位从诗词中凌波而来的佳人，时时在世俗的丑恶和来自家庭的侵凌中挣扎。在睡梦中，她经常梦见自己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或是梦见多年前逝世的母亲来接她回家，或是梦见丈夫在打她的两个女儿，她则拼命保护她们……这是她最难为外人道的家事，既是伴随着她一生的伤疤，又是促成她成为叶先生的隐秘因素。
在研读中，她一直在寻求生命的救赎与心灵的出路，当班里的学生向她索稿时，她出于不损儿辈“欢乐之趣”的责任心，写下一篇具有乐观鼓舞性质的文稿《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中的三种境界》，此种责任心无形中帮她完成了自赎和自救。在文中，她梳理了自己的心迹，她说“望尽天涯路”者，可视为摆脱了少年的幼稚的耽溺蒙蔽以后，对广远的境界的追求寻觅和期待；“择一固执殉身无悔”的操守却不是常人都可有的，而既经择定之后，便当“生死以之”“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她甚至想到韩偓的诗“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这是顾先生在课堂上讲过的，她当然清晰地记得，可见她试图走出悲观绝望的心态，努力从现实的泥潭中超拔出来。
作者：李云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